爱与真：巴金的人格肖像

　　法兰西杰出的传记大师莫洛亚在给雨果写传时，说过这样一句精辟的话：“时间可以淹没大海，但淹没不了高峰。” 当我们回眸20世纪苍茫的时间之海，就会发现，巴金正是这样一座淹没不了的精神与人格的高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 金、老舍、曹禺，这六位中国20世纪的文学巨匠中只有巴金活到了21世纪，在茫茫的时间海洋上，巴金成为最后一座精神 高地，甚至是当今为文为人的最后一把标尺。

　　当然，用“爱与真”去概括一个世纪老人的心路历程无疑是危险的，它简化了一个丰富以至富饶的人生。在巴金身上 所承载的不仅仅是其个人的悲欢际遇，深刻的理解巴金就是深入的理解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在怀念沈从文的文章中，巴 老写道：“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我是躲避不了的。”当我们试着去探索巴老的心路历程时，我们并不是要把巴 老塑造成一个人格的标兵与道德的英雄，而是试着去接近一段已然逝去的历史，去理解一代人曾经走过的道路，去反省人变成 兽的界限，并藉着一个老人睿智的话语中所透露出的光以照亮我们正在经历或将要经历的时光。

　　正是母亲爱心的润泽使巴金受到无比的感染从而形成人格中“爱”的底色，这种爱像一粒种子埋在巴金灵魂的土壤中 ，最终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先从巴金的童年说起。冰心说过：“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 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一 个人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并规范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不可 磨灭的烙印。而童年经验对一个作家的成长则更为重要。从巴金的回忆文字中透露了童年经验对他的深刻影响。

　　巴金把他的母亲称为他的第一个先生，他自称从母亲那里学会爱：“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 温暖，她使我知道了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与富。她叫我 去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拿来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点事 情。把我和这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巴金《我的几个先生》)

　　正是母亲爱心的润泽使巴金受到无比的感染从而形成人格中“爱”的底色，这种爱像一粒种子埋在巴金灵魂的土壤中 ，最终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当我们沐浴在巴老文字所散发出来的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光辉中时，我们难道不是在分 享这种爱的辉光？

　　在看清爱是巴老人格的底色时，我们还必须清楚这种爱的限度。在巴金童年发生的一件事可以看作是这种爱的限度的 隐喻：巴金所喜爱的一只鸡要被杀了，当他赶到厨房时，这只鸡已经被厨子杀死了。小巴金能做什么呢？爱，但是爱莫能助。 这个场景被巴老郑重其事的写进他的著作中，一次在小说《灭亡》中，一次在散文《最初的记忆》里。这个场景更是无数次的 重复在巴老的人生经历中。爱是一种隐忍的力量，在暴力抬头的时候，它显得如此柔弱。如果说1957年时他还可以凭借爱 的情怀去关心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的老朋友，在“文革”中这种爱的力量就几近于无了：“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 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巴金《二十年前》写于1986年6 月19日)在一个连缄默都不能的时代，这种爱能做什么呢？你站在井边，不但不能对井中人施以援助之手，还必须朝井中扔 石头，哪怕是虚张声势，这落井下石的手势也必将给大爱者带来笞心的痛苦。再进一步，连爱的本身也被吞吃了：“这种时候 ，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了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1967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 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巴金《十年一梦》写于1981年6月)

　　在爱与真的交织中，“真”终于占据了巴金人格构成中的上风，并因此凸显巴金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独特性。

　　巴金自称是“五四的产儿”，并从卢梭、雨果等人那里接受了博爱的思想，又从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等无政府主义者 的言论和著作中受到人类互助、正义、公正和自我奉献的伦理思想的影响。学会了“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民 融合在一起”。但是，从五四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怀着远大的理想与爱而参与到革命或者从事文学的热血青年是何其 的多啊，巴金在他们之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也就是说，尽凭“爱”这一点还无法把巴金的人格的独特性呈现出来。根据 陈思和先生在《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中的分析，巴金在3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对专制的封建旧制度的攻击更多的不过是作家象 征性或是想象性的攻击，也就是说，巴金在30年代的作品更多的还是从当时流行的社会话语套路中生发出来，而这在人格建 构上还无法树起真正的时代高标。而对“文革”的记忆则是如此的实在以致成为肉身必须承受之重，《随想录》“五卷书上每 篇每页满是血迹”，由反省“文革”进而解剖自己，“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讲真话的书》成为巴金人格构成中最重最 沉的基石。

　　作家李辉在巴金百年诞辰前写道：“他在晚年一再强调的‘说真话’，对于他，是道德人格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准则。当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反胡风、反右、‘文革’时的历史，就不难看出，道德往往是决定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人作出各种表 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金以他的体验，以他的整个人格，向人们昭示着：注重道德的冶炼，真诚地做人，少一些良心自责， 与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此，他认为，作家以及每一个人，首先得做一个真诚的人。”摩罗则说：“巴 金最重要的品性在于他是一个有耻辱感的人，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有更多的过错，而是因为他的内在的道德自律中有一 种高贵的倾向。虽然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有理由自认清白，但由于他的道德自律高于任何别的同类，所以他成了惟一的害羞者。 ”“就文学史和思想史而言，巴金可能确实难于占有显赫的地位，但是在精神史上，也许有一天他会被看做一座重镇，不只是 就20世纪而言，而是就五千年的精神史而言。他的道德自律比他的道德实践更见光彩，他的精神人格比他的文学作品更具魅 力。”

　　巴金用一支颤巍巍的笔、用爱与真纠结的一生为风雨飘摇的20世纪塑起一座良心的丰碑。

　　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石落井 ”？！(田一坡)

　　——巴金《怀念非英兄》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手机上新浪随时了解神六进展　短信看世界与航天员一起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