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随想录》——其实远不是一部深刻的书——也因为良知的发现，遭到某种舆论势力的责难。这位老作家，只
要求“说真话”而已。但是，他坦率承认：“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此前，“文
化大革命”的悲剧性多为官方所承认，但是，悲剧的根源在哪里？到底谁之罪？这是不许追究的。这种奇怪的现象，用左或右
的一套话语加以解释，好像都不可思议。可以见到有一条联合阵线，极力阻断民族的集体记忆而主张遗忘。他们设法破坏事件
中的残暴和痛苦的新鲜感，模糊迫害与受
辱所由发生的具体的地点和时间，掩盖人们的生存实况，力图诱导乃致强迫人们在无
权者的位置上相信已经拥有人的权利和尊严。
——选自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
“中国知识界在80年代有了一道“说真话”的题目。巴金提倡说真话，于是有《真话集》，其实那是小学三年级程
度的真话，这种真话用的是记叙文的方式，说的大抵是关于个人的事情，一点回忆，一点感悟。然而，即便如此，事情就已经
闹得不得了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巴金的真话之真有很高的程度，只是说明我们的程度更低，此前只是“文盲”，几十年盲人瞎
马的过来罢了。萧乾也说是要说真话，但提出要修改巴金的“要说真话”的说法，加上“尽量”两个字，明显地后退了一步。
在关于哈维尔以及别的文章中，李先生恰好也提及说真话。他赞誉王国维、陈寅恪的是“惟真是求”，不趋时媚俗。真话是分
层级的。如果说王陈二位的真话不出学术的范围，那么李先生的真话则是超学术的；“真”的程度很高，这不是中国的知识分
子容易做到的”。
——选自林贤治《不应该神话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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