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写作的生涯就是与其笔名相伴的生涯

　　毫不夸张地讲，一位作家写作的生涯，就是他与其笔名相伴的生涯，在这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作家本人、他的笔名与 作品构成了一个隐秘的三角世界。一位作者在这三角世界中，写作探索着，而他的笔名也随之向外界辐射开来。

　　作为一位文学大师，巴金一生曾用过无数笔名，但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还是“巴金”这个名字。2003年，在成 都市文联举办的纪念巴金百岁华诞座谈会上，著名文学评论家张义奇披露，他在整理成都文学史料时有个重要发现：巴金的著 作中除了《家》《春》《秋》《随想录》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外，还有大量鲜为人知的诗歌，这些诗歌是巴老最早的作品，均是 当时流行的小诗，表达了青年巴金对黑暗专制社会的愤怒和青春的忧郁。诗歌大都以“佩竿”、“P·K”的笔名发表。“P ·K”这两个英文字母颇令人费解，表现出巴金当时的新派作风，而且很有可能是巴金最早的笔名。

　　“巴金”的由来

　　巴老本名李尧棠、字芾甘。芾甘取自《诗经》中《召南·甘棠》首句“蔽芾甘棠”。关于“巴金”笔名的由来，至今 国内外研究者还有些不同的说法。据巴老在《随想录》中回忆：“1928年8月，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食堂 上宿舍写完小说《灭亡》，用五个练习本誊好全稿，准备寄给上海的朋友，请他代为印刷。在包扎投邮之前，我忽然想起，不 能在书上印出我的名字，让人知道作者是谁。于是我在扉页上写了‘巴金著’三个字。”

　　这是巴老正式使用“巴金”这个笔名的开始。虽然巴老将这一如雷贯耳笔名的由来解释得如此轻描淡写，仿佛完全“ 名”出偶然，但这并不妨碍有关学者对此深入考据，有专家认为，“巴金”这个笔名，是因为先生青年时代酷爱俄国革命作家 、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有心追随之，故出此寓意。支持这派学者最为直接的一个证据就是：巴金创作生命 中所信奉的主要是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

　　对“巴金”笔名的这种研究，从巴老一生文学作品与人生价值的共同指向来说，应大致不错，但据巴金自己的诠释， “巴金”笔名的由来，与此大相径庭，而且，其中还充满了老人早年留学法国一段鲜为人知的哀伤往事。

　　据巴老1987年接受采访时回忆：“我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写小说《灭亡》，并没有想到拿它发表，只想自费印刷 几百册送给大哥和一些熟人。我找个朋友帮忙。我不愿用自己的真名，想到一个在法国的留学生(‘巴恩波’)，不久前在昂 热自杀的巴恩波，就采用了一个‘巴’字，以示纪念；‘金’是那个学哲学的朋友建议采用的。‘巴金’不是我有意取的笔名 ，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

　　早期的笔名

　　对于自己众多的笔名，巴老解释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我使用笔名，只是为了把真名(也就是真人) 隐藏起来，我不会在名字上花费精力、表现自己。”在使用“巴金”这个笔名前，巴老最早曾用过“芾甘”“佩竿”“芾”“ 甘”等笔名，署名自己早期的翻译文章和作品。

　　1921年4月1日，年仅17岁的巴金在《半月》刊第17号刊载《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目前所 见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半月》刊17号《本社社员录》中列出他的名字：芾甘。1922年及次年，他先后在《文学旬 刊》《妇女杂志》发表新诗九题20首、散文一篇，这是他用“芾甘”“佩竿”“芾”“甘”等笔名最早创作的一批文学作品 。同年8月23日，他给《文学旬刊》编者写信，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表示不满。该信署名李芾甘，本月，他以“芾甘”笔名参 与发起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民众》半月刊，并发表各种译文、论文约20篇。

　　1927—1928年，巴老还会用“鸣冬”、“极乐”、“李冷”等笔名，在美国旧金山华侨钟时编的《平等》月 刊上发表作品。“‘壬平’、‘极乐’、‘佩竿’、‘黑浪’都是我的笔名。当时旧金山有位华侨，办了刊物《平等》，我供 稿子，文章写多了，用一个名字不太好，就时常换名字，随时想起随时用，没有考虑什么用意。”

　　30年代的笔名

　　1929年起，巴老便用“春风”的笔名在毕修勺编的《革命周报》发表《读者来信》，以后又用“马拉”的笔名， 在《自由月刊》发表翻译作品和文章，这期间，他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自由书店的编辑工作，以“马拉”之名编辑5期 《自由月刊》。在4月出版的《自由月刊》一卷4期以“马拉”之名发表文章。

　　1930年，巴老以“一切”、“李一切”的笔名，在上海开明书店发表翻译作品，如《丹东之死》(苏联A·托尔 斯泰著)，《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著)，《过客之花》(意大利阿美契斯著)等。

　　对于自己频繁换用笔名的事实，《随想录》中的巴金有这样一段表述：我走上文学道路，是比较顺利的。我并没有到 处碰壁的经验，我交出去的稿子，只有一部中篇被刊物编辑退回，这部退稿经过我改写后也找到了出版的地方。本来只打算用 一次两次的笔名，却被我接二连三用了下去。编辑喜欢熟悉的名字，读者也习惯常见的笔名。”

　　1933年12月，巴金和靳以、郑振铎创办了《文学季刊》，他用“余一”、“余三”、“余五”、“余七”等笔 名，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1934年4月，国民党正式实行图书检查制度，《文学季刊》2卷1号早在1933 年底即被检查，抽去了巴金的《电》，同期《新年试笔》中巴金的名字被勒令改署为比金。这是至今惟一一个外界强加给巴金 的笔名，巴老在回忆起那一段黑暗而又荒唐的历史时，不无嘲讽地写道：“一直到1933年年底小说《萌芽》被查禁，我的 笔名在上海犯了忌讳，我才不得不改用新的笔名，先是‘余一’，以后又是‘王文慧’和‘黄树辉’，还有‘欧阳镜蓉’。然 而不多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就‘被迫’撤销，‘巴金’又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不过活动范围也只限于书刊 。”

　　这一时期，巴老用“马琴”的笔名在《文学季刊》发表了《读书杂记》；以“黄树辉”的名字在《文学》上发表了小 说《电话》；以“王文慧”的署名在《文学》上刊发了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马拉之死》。

　　1949年以后的笔名

　　解放以后，除了1956年用“余一”的署名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论“有啥吃啥”》《恰到好处》《观众的 声音》等杂文外，巴老一直使用“巴金”这个笔名。这个名字给老人带来了荣耀与辉煌，它也使老人经受了苦难与折磨。

　　对于前一点，老人有如下的感叹：“通过笔名，人和作品给连在一起了。我到任何地方，总有人认出我是什么书的作 者，有赞美，也有批评。我自己很感到拘束，仿佛四面八方都有眼睛在注视我的一举一动，用我书中的句子衡量我的言行。说 实话，有个时期我真想改换我的名字，让大家都忘记我。”

　　关于文学大师巴金其人其事，关于他的笔名与文学，用巴老自己的话言来作结束，也许最为妥切，老人在《随想录》 《我的名字》一文结尾，饱含深情而又旷世豁达地写道：“十年过去，我还是‘巴金’，改不了名字，也搁不了笔。看来我用 不着为这个多花费脑筋了。……来日无多，我应当加倍珍惜。多写一个字就多留下一个字。是‘牛’是人，姓巴姓李，让后人 去议论吧。”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 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焦虎三) ——巴金语录之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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