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个“美”字了得

　　受中国当代美学中心主义的影响，美学理论和审美批评成为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中的新兴话语。反映到 巴金研究中，审美批评被认为最有希望、最有前途的批评话语。陈思和在总结80年代巴金研究时认为巴金研究的新突破必须 将“研究中心由巴金的思想实体转向他的创作实体，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评价，社会文化学的研究视角转移到艺术的审美的批 评上去。”李存光最近在《20世纪中国巴金研究掠影》一文中提出：“面对新世纪，进一步研究巴金思想和创作历程及巴金 研究的当代意义，深入进行巴金作品的审美批评

，将是研究者强调和重视的主要课题。”

　　80年代后期以来，对巴金的审美批评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花建的《巴金小说艺术论》，袁振声的《巴金小说艺 术论》等都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

　　花建：巴金小说的“悲剧美”

　　花建从九个方面对巴金的小说进行了审美批评。从审美特征的总体形态看，花建认为巴金小说具有鲜明的“悲剧美” 特征。在花建的分析中，巴金是“从社会悲剧的体验者走向悲剧美的创造者。”花建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发现，巴金 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包含着悲剧性的故事，他创造的一系列的艺术形象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巴金经历的正是真正人生意义上的 悲剧，潜藏在他性格中的那种软弱、散漫性以及无政府主义倾向，从本质上说，包含着现代给定性的惰性……他竭力要冲破由 这种历史惰性所造成的心理阻力，承担起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正是在这种包含着历史必然性的深刻的内心冲突中，在难以突 破内心‘重围’又一再要‘突围’的苦恼中，巴金深深体会到了求索光明和自我完善的艰难，体会到了人的本质力量伸展的艰 难，体会到了中国社会弃旧图新、走向变革的艰难。也正是在这种‘奋斗的痛苦’中，巴金体会到了由深层心理震荡构成的特 殊快感，也就是美学家们所说的‘悲剧的体验’。”从总体上界定了巴金小说的悲剧美学特征之后，花建接着分析了巴金小说 的艺术观点，艺术方法、小说结构、人物形象、象征手法、抒情、节奏和文体。

　　袁振声：巴金小说的“艺术美”

　　袁振声对巴金的审美批评与花建的同名著作同中有异。袁振声更关注从小说技巧的细部来分析巴金小说的审美特征。 在简要阐述巴金所受的文艺熏陶和巴金的文艺观点之后，袁振声直接进入了巴金的小说艺术世界。他从人物塑造、心理描写、 抒情方式、语言表达、小说结构、环境描写、细节描写、对比手法和创造方法等传统文艺学技巧分析和文本批评的基本视点入 手，详细地解剖了巴金小说的艺术特征。这种微观的、细部的分析和阐释，在这部书第七章“语言艺术”中表现得尤其鲜明。 袁振声从三个方面分析巴金小说的语言特点。在他看来，巴金小说语言的第一个特点是“朴素”，“巴金对朴素的追求表现为 文笔的率直、平易。虽然由于适应情境和内容的需要，某些词语带有若干‘雅’的色彩，但运笔却是十分朴直、平易的：既没 有铺张笔墨，也没有雕琢字句，只是朴朴实实、自自然然地描写大自然的绚丽多彩的景色。”巴金小说语言的第二个特点是“ 明朗”。袁振声认为巴金以“宣泄”感情为满足。“这种审美特点使他在语言的运用上，既摈弃艰涩深奥的字句，也不过分追 求弦外之间、言外之意，而是以明朗、显露为佳境。”袁振声认为，这种特点虽然使巴金的文字缺少那种发人深思、回味无穷 的内在力量，但却有一种一目了然、豁然开朗的美感，而且也有助于感情的宣泄。第三个特点是“欧化”。巴金作品的语言具 有明显的欧化特征。袁振声特别分析了巴金小说语言对词序和句式的倒装。他认为，“这些词序的颠倒和句式的倒装都是欧化 的，然而又接近于口语的习惯，因而读起来并不感到别扭。在作品中穿插这类句式，不仅使语言新鲜、活泼，而且能够增强它 的表现力。”袁振声的分析是精细入微的。他与花建一起引发了人们对巴金作品进行审美批评的关注和兴趣。

　　巴金作品审美研究的渊源

　　巴金研究中审美批评话语模式出现的原因应该归结为中国当代美学中心主义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美学中心主义有 很强的意识形态对抗功能。20世纪中国思想史最为重要的特征是泛意识形态化，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强有力地笼罩 着汉语思想的空间。美学思潮的萌生和茁壮成长正是要为文学批评突破意识形态束缚，寻求一个更为开阔的思想领地。巴金批 评同样如此，无论是前此的政治学批判，还是后起的人文批评，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的局限性都非常明显。审美批评的出 现使得巴金批评可以在没有意识形态监控的情形下自由自在地运行。

　　巴金作品审美研究的局限

　　然而，审美批评真的预示着巴金批评的未来前景吗？它真的有利于我们深入开掘巴金作品文本的丰富意蕴吗？在我们 看来，审美主义思想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学视野的狭隘性。审美批评实质是看待世界和文化的美学视野。人生在世的生存结构中，天然存在着一个审 美维度。康德以来，由于对宗教、上帝和超越性不同程度的悬置，认识、道德和审美，以即知、意和情的三分成为我们理解人 生、人性的入思框架。在知、意、情的三分框架中，知和意都有强烈的理性特征，故而，浪漫主义思潮将人生终极意义安置在 情感和审美之维上。浪漫哲学思潮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在新时期表现得最为鲜明。它使中国新时期成为美学学科的黄金时期， 审美主义成为汉语思想界最为强势的话语。在这种审美幻觉当中，一切思想和文化形态都向美学偏移。反映在巴金批评上，审 美批评被视为未来巴金研究最有希望的话语形态。

　　其实，审美视野非常狭隘。这主要表现在它没有确定的价值立场上，它并不能为世人提供确实可靠的意义皈依。根据 美学的基本原则，审美与逻辑概念无关，同时也与人生的终极关怀无关。它只作为现象界与本体界、手段和目的、此岸和彼岸 的一个桥梁、一个中介而存在。审美活动本身永不是目的，永不会达到本体界和彼岸世界。巴金批评同样如此。审美批评也许 可能分析巴金文学文本的结构形态、审美特征，然而却永远不可能真正涉及巴金作品的超越性价值和文化学意义。出自于一个 偏狭的角度，对巴金的审美批评当然只能将自己束缚在一个狭隘的思维空间当中。

　　第二，巴金文本的独特性。众所周知，巴金一向否认自己是一个“文学家”或“艺术家”。这不是出于自谦，它从一 个侧面表现出巴金对艺术技巧的轻视。在创作上，巴金很少琢磨文学的表现技巧。表现在文学文本上，巴金的作品朴素、单纯 、明朗。巴金的小说推崇“无技巧”。作品没有现代派的叙事实验，没有多叙述视角的参与和转换，没有多叙述人称的变形和 分化。从20世纪文学批评的发展看，巴金小说对叙事学分析有很强的抗阻性。巴金的散文更是呈现出“无技巧”的特征。现 代形式主义批评所强调的“能指自指性”“陌生化”等形式特征在巴金的散文中也得不到证实。审美批评对巴金散文分析的结 论往往就是感情热烈、真实坦率、朴素明朗这样几句评语。

　　看起来，审美批评虽然可能在巴金研究领域中长期存在，但简单地断定它必然会成为巴金批评的主导话语甚至惟一话 语恐怕是过于唐突的结论。90年代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这一点。

　　“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够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是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找它。”(支宇)

　　——巴金语录之关于《激流》(《家》)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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