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用世界语传播理念 做出版扶持新秀

　　一个没有实现的世界语理想与一个勉强的“社会活动家”

　　巴金（左一）与世界语者。

　　“文学丛刊”出版了茅盾的中篇小说《路》。

　　“译文丛书”精选了果戈理的《死魂灵》（鲁迅译）。

　　 推广世界语的理想主义者

　　巴金开始学世界语的时间很早，早在1918年，巴金只有14岁，还是成都青年英文补习学校的学生，他从当时风行的《新青年》杂志上读到一篇介绍波兰青年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文章。出于年轻人的好奇和轻信，他以为那真是一门能在全世界通用的普通话，比英语还管用。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学习世界语，以走遍全世界。当时，世界语是新玩意。全世界颇有一批痴狂的学习者和传播者。但地处内陆的成都要慢半拍，那时还没有教世界语的老师。

　　两年后，在成都师范学校上学的朝鲜青年高自性，作为痴狂的世界语学习和传播者之一，开设了世界语学习班，巴金就这样开始了世界语的学习。

　　1920年冬天，巴金得知，上海有个世界语学会，负责人叫胡愈之，是《东方杂志》的翻译，于是他写信去讨教。不久，他就收到了胡愈之的回信，信中答复了巴金所提出的问题，还鼓励他苦学世界语，为社会的进步作贡献。这封信为巴金的世界语学习添了一把火。凭借其资质和勤奋，他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新兴而简单的人工合成语言，他已经能像专家一样，对这门语言进行研究总结。1921年5月15日，他在成都《半月》杂志发表了《世界语之特点》一文，并因此加入该社成为一名编辑。他与杂志社的其他编辑一起，先后举办了世界语星期班和暑期速成班，使成都的世界语学习者日益增多。

　　就这样，巴金也成了世界语的传播者，当然，他传播的手段不仅是教课，还有更为拿手的翻译和写作，他从世界语转译了他当时还没有学好的一些语言中的作品，如俄国民歌《凡尔加，凡尔加》、克鲁泡特金的论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和意大利亚米契斯的剧本《过客之花》等；他还用世界语写过文章，最后用世界语写作和翻译的字数达30多万字。

　　1949年以后，巴金基本上不再应用这种没有历史和文化背景的语言，但他一直在全国性的世界语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并多次代表和率领中国的世界语爱好者参加国际会议。从这里，也可看到巴金的人生原则，那就是，爱要有始终，而且不论功用。

　　为文学新人“接生”

　　1949年以前，巴金既编杂志又编书，杂志主要是1934年他参与创办的《文学季刊》，出版则是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季刊》是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大型的刊物之一，在当时，从事写作者是必须看的；后来，则是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必须看的。

　　1935年，巴金等成立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出版国内外进步文学为主，但也有一些比较维护传统或艺术的。

　　巴金以这一出版社宽容、亲和、廉洁和高效的特点，推出了“文学丛刊”、“译文丛书”等八套思想新锐、风格新颖的丛书，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牌子打响了，引起了知识界普遍的赞赏和支持，其社会效益和文化积累意义不可估量。鲁迅、茅盾等文坛之执牛耳者纷纷伸出援手，新手们则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地把书稿寄给巴金，许多后来成为名作家的人，其处女作都是巴金“接生”的。

　　巴金非常负责，不管稿子用不用，他给自己接手的每一个作者都要写信，不用则讲明理由并给予鼓励，用则提出修改意见，有的作者写得文笔轻率或书法潦草，他都要一笔笔地改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些人的书稿是他改出来的；有的作者甚至很马虎，把原稿寄给了巴金，结果自己却弄丢了，一问巴金，保准能完璧归赵。不论对谁的稿子，巴金都会妥善保管，有条不紊。萧乾、牛汉等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的作者在流亡、避难或搬家时，自己暂时无法保存文稿，就会想到把原稿存在巴金那儿。

　　巴金身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一点没有老总的架子和做派，事无巨细，一马当先。由于下面人手少，他集编辑、校对和发行于一身，改稿、校稿、阅稿、审稿，都得亲自干，尤其是译著，他都要对照原文进行修改，不知道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他在出版社是不领工资的，几乎一辈子都以稿费为生。他没有节假日，白天黑夜地劳作；白天忙于为别人编书，晚上则在自留地上耕耘。像他这样不领工钱而卖命的人，谁堪伯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正当壮年，他自己本来可以写很多东西，但他却甘愿为他人牺牲掉了。正如萧乾所说的：“倘若他没从1935年的夏天起，就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50年代初期的平明出版社），倘若他没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20年献给进步的文学出版事业，他的文集也许应该是40卷。”巴金后来在文坛长期无人替代的至尊地位，跟他帮助同辈、提携后辈的编辑生涯不无关系。1950年代，在公私合营时，巴金没有放弃，让同人性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变成了带有集体性质的平明社，但很快他连这个阵地也没有保祝好在1957年他创立了《收获》杂志，使《文学季刊》的优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留和传承。

　　疏于从事社会活动

　　巴金早在1921年17岁时，就曾组织过一个叫“均社”的革命团体，参加过一些革命性的社会活动。但他更喜欢跟书打交道，通过书去传播思想。在解放前，他给人的印象基本上是一个躲在书后面的人，或者在书房里写书，或者在编辑部里编书。

　　1949年以后，作为思想先进的名流，他被认为是可以“咸与维新”的人，被拉入了各种组织，还当了不小的“官”，在各种舞台上表演各种角色，参与各类运动。在很多大型集会上，人们都能看到巴金那矮孝勉强甚至痛苦得随时准备逃走的身姿。他很少有时间和心情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为此，他曾抱怨说：“解放后我想换支笔，写点新的生活，这要花时间去深入，去了解，去熟悉，但是，社会活动多，深不下去，写作也就有限了。”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在很多场合说过，中国文学在194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之间处于荒漠状态。我想，巴金基本上是同意这种说法的，而这一点是我从《随想录》中读出来的。

　　□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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