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冰心是“五四”运动元老，我是产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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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3日02:20 北京娱乐信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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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巴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历来就有以文会友的传统……他在过去七八十年文学生涯中，“以文会友”，与许多作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他和冰心近一个世纪的交往，则是其中最真、最美、最纯的乐章之一。《世纪知交——冰心与巴金》则是这两位文学大家友情的明证，该书出版于1999年，本月底再版。 巴金：冰心是“五四”运动最后一位元老
早在1919年秋，冰心读到了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传略和诗文。受其影响，她开始模仿写作短诗，抒发个人情感。自1922年元旦起，冰心陆续在《晨报》上发表泰戈尔《飞鸟集》式的短诗《繁星》和《春水》。 这一年的初夏，李尧棠从《晨报》上读到了《繁星》和《春水》，便学习着写作新诗，投寄给郑振铎主办的《时事新报》附刊《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1922年2月21日《文学旬刊》发表《被虐(待)者底哭声》(十二首)，这是李尧棠最早的文学作品；1923年1月20日发表《诗一首》，以“更夫沉重的锣声”，象征“内心的寂寞和痛苦”，在冷酷的人世间，更忆起“亡故的母亲”的爱和温暖。此后，他还断断续续地发表了一些小诗。巴金后来这样叙述当年的情景：“当时年轻的读者容易熟悉青年作者的感情。我们喜欢冰心，跟着她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她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我还记得离家前的那个夏天(巴金1923年5月离家赴上海──编者注)，满园蝉声中我和一个堂弟读着《繁星》，一边学写‘小诗’。这些小诗今天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虽然我就只写了十几二十首。我不是诗人，我却常常觉得有人吟着诗走在我的前面，我也不知不觉地吟着诗慢慢地走上前去。”──早在热情洋溢的学生时代，年轻的巴金就开始发现冰心的心与自己是相通的。因为事实上，他不过比冰心小四岁。 从冰心的《超人》开始，李尧棠成了她的作品的爱读者。1923年5月，当他离开成都的大家庭，搭船去重庆，经过泸县，还特地上岸去买了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初版的《繁星》。就是这一册薄薄的小诗集，一路伴着他来到了人地两生疏的上海，寻找一条人生的新途。 1924年，他曾到南京求学，1925年曾到北京打算报考北京大学，因医生认为他身体不合格而放弃。1927年1月，离开上海前往法国。1928年9月，在巴黎完成长篇处女作《灭亡》，次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从此正式登上文坛，并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一笔名。1931年，巴金撰作长篇小说《家》、《雾》，1932年撰作《新生》、《雨》、《砂丁》、《雪》，1933年创作《电》。 冰心则于1923年8月赴美国威尔斯利大学留学。1926年在北新书局初版《寄小读者》一书，同年回国，应聘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1929年6月，与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与此同时，冰心继续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等作品。 在“五四”七十周年后的1989年7月，巴金在为卓如著《冰心传》所作的序中写道：冰心是“五四”文学运动最后一位元老，我却只是这运动的产儿。 冰心：我把他当作小弟弟看待，腼腆带些忧郁 1933年，章靳以在北平创办《文学季刊》。那时巴金刚到北平，协助靳以办刊。冰心、周作人、朱自清等出任编委。 1933年12月(据冰心回忆，此事发生在初夏——编者注)的一个早晨。燕京大学燕南园寓所。阳光从窗外涌泻进来，照耀在书桌上供着的一瓶鲜红的玫瑰之上。巴金在冰心好友章靳以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冰心家。他们是来为《文学季刊》组稿的。 靳以显然是老熟人了，他坐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正向着阳光，脸上红扑扑的，像朵玫瑰花，有说有笑的，如同在自家一般。而巴金向来是善于书而拙于言的，也可能是因为初次见到自己钦慕的长辈，显得有些不善言辞。 冰心后来回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又比他们大几岁，便把他们当作小弟弟看待，谈起话来都很随便而自然。靳以很健谈，热情而活泼。巴金就比较沉默、腼腆而带些忧郁。那时我已经读到他的早期一些作品了，我深深地了解他。我记得他说过常爱背诵一位前辈的名言：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 他又说过： “我似乎生来就带来了忧郁性，我的忧郁性几乎毁了我的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得努力，我没有一刻停止过。” 我知道他在正在崩溃的、陈腐的封建大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他的充实的心里有着太多的留恋与愤怒。他要甩掉这十几年可怕的梦魇。他离开了这个封建家庭，同时痛苦地拿起笔来，写出他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控诉。他心里有一团愤怒的火，不写不行，他不是为了要做作家才写作的。 ──尽管从未谋面，但是始终热切地关注着文坛的冰心已经比较熟悉和了解巴金，所以才能够理解他的忧郁和沉默。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后来还有了新的发现：当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健谈！虽然他的话始终带着较浓的四川方言口味，也不是谁都能轻易听得懂的。 冰心：代问巴金好，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从日本归国后，在北京，在上海，冰心常会看到快乐的精神饱满的巴金和他的幸福而美满的家庭。每次她到上海，巴金和靳以一定来接她。大家一同去逛城隍庙，买糖，买小吃，参观鲁迅纪念馆……1959年靳以去世以后，巴金仍坚持一个人去接冰心。而他每次到北京，除了在公共社交场合见面之外，自然也必到冰心家去。 在对外交往的国际活动中，他们曾一同参加过好几次友好团体的出国访问： 1955年4月2日-22日，一同去印度新德里出席亚洲作家会议。郭沫若是团长，巴金是副团长。他们乘坐的巨型客机机壁上挂着“印中友好万岁”的大幅标语。抵印后，受到印度及亚洲各国朋友的热烈欢迎。会议于6日开幕，10日闭幕。 1958年10月，冰心、巴金和茅盾、周扬等一起出席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19日乘机赴莫斯科，准备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一周年庆典。清晨，诗人萧三告诉巴金郑振铎乘坐的图104客机失事，他是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的。当晚，莫斯科召开欢迎中国作家的一个群众大会。来宾席上，冰心坐在巴金边上。巴金低下头，压低声音对冰心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不要难过！郑振铎同志的飞机失事，18日在喀山附近遇难了！”冰心的脸上，顿时失去了笑容，失去了血色。 1961年3-4月，冰心、巴金和沙汀等一起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日访问。归来后，冰心写下了散文名篇《樱花赞》。 1963年11-12月，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紧急会议。冰心也参加了。在飞机上，在宾馆里，两人进行了很多的交谈，更加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在这期间，巴金的爱人萧珊也成了冰心的好友。那时，萧珊曾任《上海文学》和《收获》杂志的编辑。巴金便常常“怂恿”她向冰心大姊约稿。冰心因为喜欢年轻的萧珊，总是希望等到写出自己比较满意的稿子再给她，因此经常是迟迟没回信。这时，等稿等得心焦的萧珊便会接连写信去催稿。她的信充满了热情，又撒娇，又威胁，有时甚至调皮地写道：“你再不来稿，我就要上吊了。” 在1961年11月14日给萧珊的回信中，冰心写道：那些千把字的鸡零狗碎的应急文章，我不会给你的！(不但不给你，也不给人民文学！)我总想聚精会神，写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好一点的，不料，你的信来了，又是“自杀”，(在这一点上，巴金罪不可恕！)又是“寡情”，真把我吓坏了，我连信也不敢回，想把稿写好一并寄去，不料，越着急越不行，就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理不出一个头绪来，……纳兰词有句云：“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可为我咏！这两天又开始努力，迟早寄上，请别着急。少不得请代问巴金好，虽然他仍是个调皮的孩子！ 正是在萧珊为《上海文学》催稿之下，冰心写出了《一只木屐》等有名的散文。 这样亲密的交往没有坚持几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冰心、巴金、萧珊都受到了“四人帮”及其爪牙长期的迫害，彼此间几乎陷入了完全的隔绝，音信杳渺。时间竟长达十一年之久！ 巴金：算起来十一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 在相互隔绝的日子里，冰心和巴金还是常常惦记着对方。1976年11月12日，“四人帮”粉碎后一个多月，冰心在给赵清阁的信中，托她向上海友人问好，并特地问及“巴金如何？他住在哪里？”不久后，冰心即托人给巴金捎去一信，巴金在回信中写道：算起来十一年了！这中间也常常想到您。可是在“四人帮”的严密控制下，我也不便写信，也不愿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麻烦。“四人帮”中的张、姚两个坏蛋千方百计整我，想把我赶出文艺界。我能活到今天也不容易。但是我有信心要看他们的垮台，我果然看到了。 十年“文革”中，巴金惟一公开发表的文字是在1976年第四十九期的《文教资料简报》上刊出的致编者的一封信。而为了躲避“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纠缠，就连这么一封短信也只能署名“一个读者”。 1977年5月25日，应《笔会》主编徐开垒的约稿，巴金在《文汇报》上发表《一封信》。这是他历经十年磨难后首次用作品与读者见面。信中写道：当年《讲话》“震撼了我的灵魂”，“给我指明了金光大道”，现在“《讲话》就是批判‘四人帮’的有力武器”；同时控诉了“文革”中“四人帮”的罪行，表示粉碎“四人帮”后“心情振奋”，愿为“热浪滚滚的沸腾生活”继续“贡献自己的一切”。 冰心当日就从报上读到了这一封信，她是如此的激动，恨不得与所有的人一同分享自己的兴奋和喜悦。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地提及此信，为巴金叫好，也为老友一个个地出来重返文坛而感到快慰。 从1977年年初起，冰心和巴金，北京和上海，两地之间开始了频繁的鸿雁传书。在信中，他们叙说着十年的浩劫，庆幸着日月的重光，祖国的再造。而巴金在十年“文革”中所受的严重的人生侮辱和精神折磨，特别是萧珊受害致病而死，更使冰心无比的痛心和愤慨：不只因为自己失去了一位可爱的年轻的好友，更为自己的老友失去了自己的爱妻知音！ 1977年10月，巴金的女儿、时任《浙江文艺》编辑的李小林来到北京，向冰心约稿。见到冰心，一开口就叫她“婆婆”。冰心赶紧纠正她：“你乱了辈数了！你爸爸叫我大姐，你怎会是我的孙女辈呢？”——在她看来，小林应该叫她“姑姑”才是。而从此时起，李小林果真就一直称冰心做“姑姑”，而冰心的孩子则称巴金“舅舅”。后来巴金的侄子李致让人给冰心捎去一信，信上称她“阿姨”，冰心感到十分意外，“不知道他这称呼是从哪里来的！” 1978年2月10日，巴金将赴北京出席五届人代会，在给冰心的信里，他说：大概快去北京了，想想也很兴奋，就要看到许多朋友，还可以找您谈心，谈这些年中间的许多事情，但又担心自己身体适应不了新生活。 噩梦终于过去了。2月15日，巴金赴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这对被人为地隔绝、分离了十一年的好友又相见了。 信报记者李冰／整理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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