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沈从文患难见真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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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3日02:20 北京娱乐信报 | |||||||||
  １９４９年夏，巴金、沈从文、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在北平的合影  武康路１１３号院墙外 信报记者 刘志坚／摄 文坛泰斗巴金先生10月17日辞世。10月19日上午10点，本报记者来到沈从文次子沈虎雏的住所拜访，希望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巴金和沈从文交往中的点滴。在一杯清茶的袅袅余香中，沈虎雏先生动情地向我悠悠讲述着几十年前的往事，时光仿佛在那一刻凝滞，定格。
巴金每年必探沈家 1949年年初，北京大学的教学楼里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3月28日，沈从文不堪精神重负，自杀被救。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沈从文被拒之门外，这对他的打击特别大。他的很多朋友都和他划清了界限。 这时候，来北京参加文代会的巴金却多次来看望他。巴金耐心地帮助沈从文舒解精神上的压力，给了他极大安慰。9月，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巴金又来看望、劝导沈从文。沈虎雏说，父亲曾经对他讲过，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里，有两个人给了父亲最有力、最可依赖的支撑，一个是母亲张兆和，另一个就是巴金。 从那时起到“文革”开始前，巴金每年必到北京来看沈从文。“文革”结束后，巴金又恢复了每年必到北京来看沈从文的“惯例”。他们在一起聊天、散步，偶尔出去吃顿饭。1985年，巴金最后一次到北京参加“两会”，正打算去沈从文家，却有人告诉他，沈家那栋楼的电梯近来总是时开时停，赶上电梯停用要爬7层楼梯。81岁的巴金坚决地说：“没关系，我爬楼也要去看他！” “文革”中找到巴金地址 在沈从文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巴金真诚地向沈从文伸出了友谊之手，“文革”时期，巴金惨遭迫害，被打成反革命，下放劳动，妻子萧珊又身患绝症，被延误治疗，生日无多。这时给予巴金精神安慰和呵护的朋友，只有沈从文。 1970年沈虎雏来到上海，去母亲家的世交窦家拜访，这时窦家一个名叫窦达因的女孩，告诉了他一件让他非常激动的事情。 窦达因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毕业后她和同学被安置在上海作协的楼里，一天，她和她的同伴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小老头不言不语地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屋里写东西。 这群年轻人非常好奇，就去问这个小老头，他低着头说：“我叫李芾甘。”这群年轻人都不知道李芾甘是谁，他们去翻资料，才知道李芾甘就是巴金。 此时是巴金一生最悲惨的时刻，他被从干校押回上海作协“严加管束”，几乎天天写检查。没想到在上海作协遇到了这个胆大的女孩窦达因，并从她那里获知了挚友沈从文的消息。 沈虎雏一回到北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沈从文非常激动。自从“文革”开始后，两个人就音信隔绝。红卫兵抄了沈从文的家，什么都没剩下。1972年，沈从文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不用再写检查了，也回到了北京。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连巴金的地址都不知道，联系方式已全被红卫兵抄家抄走了。沈从文听了儿子的讲述，喜出望外，连忙给窦达因写信，请她帮忙查问巴金的通信地址。 巴金此时已到奉贤县五七干校“接受改造”。一天，巴金正准备去参加学习会，窦达因突然走进来，对巴金说：“沈从文伯伯被抄家的时候失去了您的通信地址，能否通过我把您的地址转给他？”巴金沉默了。因为他在犹豫，在顾虑。这可是背着工宣队“进行串联”的大罪啊！过了几天，巴金终于把地址交给了窦达因。 萧珊平生最后一封信 萧珊的病恶化了，这天，巴金送萧珊去医院住院，临出门时发现信箱里有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沈从文写的。因为巴金正在写检查，所以不能给他直接写信，信的开头写的是“蕴珍”，也就是萧珊。 这封信中，沈从文从自己的家庭现状，说到在干校劳动改造的情况，又向巴金介绍了众多作家朋友的消息：“曹禺闻也患心脏病，住协和医院，卞诗人和健吾或尚在河南漯河。俞平伯、钱钟书、吴世昌、何其芳等虽已回来，似乎还不会把研究工作提上日程。”信中老人自述：“精神还挺好，体力比这里熟人似乎也还强些，只要有事可做，把别的什么通通忘了。”在这封信的结尾，老人深情地说：“便中也希望告之我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并愿一家大小安好！” 萧珊含着眼泪翻来覆去地看着这封长信自言自语：“还有人记得我们啊！”这是萧珊生命最后三个星期里收到的惟一一封信。 1974年6月下旬，沈从文为了治眼病来到上海，当时的巴金家里一派凄凉，爱妻已故，女儿在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里冷冷清清，沈从文的来到，是很久以来巴金惟一感到愉快的事情，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无拘无束地谈得非常畅快。 巴金这样评价沈从文：“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 信报记者裴钰 武康路113号随想 赵明宇 10月17日巴金先生在上海去世。10月18日，我登上了去上海的国航飞机。此番上海之行，武康路113号是必去的一个地方。 这里是巴金先生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住宅，除了“文革”中被迫搬离外，从1955年到1999年最后一次住院前，巴老一直居住在这里。在这里，巴金成了被海内外思想界、知识界和文学界公认为“说真话的大书”：《创作回忆录》、《往事与随想》、《长夜》、《一双美丽的眼睛》等著作。 到上海的当天下午，我就乘出租车赶到这里。出租车的司机介绍，这个地段是上海的老住宅区，虽然有巴金家这种“独立式花园洋房”，但周围也有很多陈旧的上海市民的房屋。 三层的俄式小楼，褐色的墙体，外面是三米高的围墙。围墙虽然隔开了马路上的喧嚣，但隔不开茂盛的梧桐树。院外路边一棵梧桐树的枝叶越过围墙，探入巴老的院子。我看到寓所大门附近的围墙上有一个牌匾，上面写明，这幢已有82年历史的老式洋房是上海市政府认定的“优秀历史建筑”，1950年至1955年这里曾是前苏联商务代表处。 巴老的家人婉拒了各地的瞻仰者和记者。只有经过预约的人，才会被让进屋内，而其他人即使想送花篮，巴老家工作人员也只是在大门口接过，便礼貌地关上大门。上海东湖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与巴金家仅隔一条马路，这家公司的一位五十多岁的门卫说，18日天没亮就有人送花篮了。 幸运的是，我在门口遇到了一位熟悉的北京作家。软磨硬泡后，这位作家终于同意带我进入大门，但因为我的记者身份，他不肯带我进入屋内。跟那些被挡在门外急得抓耳挠腮，甚至试图爬上围墙的五六十名记者相比，我觉得自己的运气已经相当不错。 迈进了巴老家的大门，当时的心情难以形容。巴老的照片中，曾无数次出现过这个院子，他曾在这里凝神构思，他曾在这里与外甥女嬉戏，他曾在这里与朋友合影留念……由于身体原因，巴金后来已经很少去上海单位办公，甚至接待外国宾客有时也是在这里进行。可以说，这里留下过巴金无数的身影，印满了巴金慢步静思的脚印。 院子和寓所内都静悄悄的。巴金厅房门前是一个小的院落，几个花篮摆放在那里；寓所后面是个后院，高大的梧桐树下孤单地停留着一辆小三轮车。虽然上海已是初秋，但前后庭院草木正盛。一楼前门和后门都敞开着。匆匆望去，除桌椅、茶几、挂画、小雕塑品之外，并无更多的摆设。记者看到，屋子一楼有四五个人，有人在低头沉思，有人在看书，其中巴金的女儿和外甥女在低声谈论着什么。 虽然当时天色已有点昏暗，但我还是掏出相机，打开闪光灯，为这位中国最后一个“百岁文学老人”，为这个巴金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庭院拍下了纪念照片。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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