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 黄灯靠谁熄灭

　　本刊记者 孙欣

　　10月8日到11日，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十一五规划。弥合贫富差距是该规划将重要解决的问题。

　　苏海南的椅子后面竖立着一面五星红旗，这是一个纯粹的研究机构罕见的画面。

　　9月中旬，关于居民收入差距已达警戒线的报道一面世，就把苏海南与他领导的“劳动工资研究所”推到了风口浪尖。

　　尽管所长苏海南对嗅着“腥味”兴奋不已的记者们刻意强调，他们得出的结论，使用的是创造性的研究方法，但媒体或者说公众更愿意通过其报告得出结论，那就是：这个隶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研究所关于贫富差距的研究是相关政策要进行调整的一个信号。

　　报告掀起轩然大波

　　这份正式名称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关系预警系统》(以下简称报告)的研究报告，按照苏海南的说法，是“用创造性地提出的四度测评指数法”得出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统计数字基本吻合的结论：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的危险水平。

　　报告的左上角，写着“内部资料”的字样，“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对外界公布”，苏海南解释说。但不知为什么，这份报告通过种种渠道，还是一点点泄露出来。尤其是9月中旬，因为中央党校一内部刊物发表的文章引用了报告的主要内容，彻底让这个“研究成果”公诸于世，也立刻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主要是，那段日子，出了太多的让人感觉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故事：

　　中秋之夜，重庆綦江县石角镇白云观千秋村47岁的谢光福累死在家门口。为了供儿子读书，他每天劳作18小时以上，一年才挣2000元。父亲死了，没有经济来源，儿子只能选择退学。

　　而在9月21日的北京商务车展上，山西客商，非豪车不买，展会期间出手的仅有的两辆超过600万元的顶级名车就是山西客的大手笔。他们还顺便买走了“观湖国际”的数十套房子。“观湖国际”是北京最贵的地界儿——CBD的高级楼盘，最便宜的一套房也在160万元以上。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忿忿地说：“我国贫富分化的严重世界少有，同为公民却不平等。”现状让所有对美好社会抱有希望的人们感到心悸。

　　这个时间，也正是王斌余事件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已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正等待为了那场杀戮付出代价。民众讨论的不是他的死刑是否当判，而是他为何去杀人，是什么“剥夺了他的生存尊严？”

　　因为讨不回自己辛苦劳动应得的工资，王斌余愤怒杀人，被他杀死的不是黑心的老板，而是想拦住他做“傻事”的工友一家。之前，广东“阿星”杀人事件也与此类似，打工青年“阿星”贫困中没与老乡同流合污，去当砍手党，却压抑不住被欠薪的愤怒，杀死了工头。“我一直想要挣扎着跟那些老乡朋友(砍手党的人)不一样，不去抢劫，可是最后，一个不小心，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

　　有媒体报道说，在整个珠江三角洲，目前已经形成外来务工人员“一类人靠苦力吃饭、一类人靠暴力吃饭”的状况，如果社会不能为“苦力”提供最后的保障，那么对他们而言，当苦不堪受时，最后的“保障”或许就只有“暴力”。

　　“砍手党”许国亮被抓后交代：“我们村(来广东)的男孩子基本都在外边抢东西。”其家乡广西天等县温江村目前在广东正经打工的年轻人只剩下三四十人，如果他们失业，也很有可能被“砍手党”吸纳进去。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徐焕根据多年的工作实践，发现近年打工者犯罪率直线上升，他认为，原因是这些人从农村盲目流向城市，没有劳动技能，没谋生手段，往往就走向犯罪道路。他经手的一个案件主角是三个从河北省张北地区来京打工的青年，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是初中文化，另两个只上过小学。他们从家里带的钱两三天就花光了，工作还是没着落。穷困潦倒之下，生了歹意，拦路抢劫，杀害了一名教师。

　　徐焕说：“社会越来越重视知识，没知识，没劳动技能，找工作就难，生活当然得不到改善。可是广大农村生活贫困，根本上不起学。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如能改善，一定程度上能改善恶性事件的发生。”

　　而就在年前，为保住低保户的“头衔”，制止儿子使用手机，一下岗工人杀死了妻子和儿子。

　　据悉，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是80年代前半期的8倍，我国正在经历建国以来的第五次犯罪高峰。报告根据一些数字得出结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悬殊不无关系。比如，穷人容易滋生仇富心理，而这种仇富心理可能就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法学家洪道德不认为仇富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他说：“老百姓痛恨的，不是人家比自己钱多，而是那些有钱人的钱不是靠劳动得来的。痛恨的是机会不平等。”

　　什么让公民不平等

　　前些日子，国内一家知名经济媒体的一则报道吸引了众多眼球：山西煤老板一次购进20辆悍马车，其中仅孝义市就接了15辆。随即，“多少矿工的鲜血能换回一辆悍马”、“悍马车折射出煤老板的暴富心态”之类的报道见诸各大媒体的报端，甚至有矿难者家属要亲赴山西“找煤老板算总账”。 尽管进一步的印证没发现15辆悍马车的存在，但是记者在孝义大街上的滚滚车流中，不时会发现高档车，甚至是名车。用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话说，在孝义，奔驰、宝马很常见，奥迪不过是玩玩，至于帕萨特、桑塔纳3000和2000型，那是跑腿人的座驾。

　　2002年，关于煤炭的价格改革开始起步，并逐步放开。一些国营煤矿的子弟更是凭借“先天优势”，迅速地承包煤窑，由于煤炭涨价，一些连年亏损的坑口，在私人业主手里“老树开花”了，大把大把的票子流了进来，连煤矿老板都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自己已经就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豪。

　　在京城、上海、深圳，“煤老板们”也是购房主力。他们的投资目标一般每平方米均价都超过万元，大都是具备人工湖、生态公园等设施的楼盘。他们在购房时多以现金交易为主，并不采用时下流行的按揭方式。

　　关于山西的煤老板，外界有个普遍的说法，那就是文化水平不高，一些矿工子弟可能读完了初中，一些农民出身的老板甚至小学还没有毕业。

　　与此同时，矿难事故频频发生。广东兴宁矿难、河北邯郸矿难、河南大平煤矿矿难、新疆阜康矿难……这些煤矿无一例外都是突击生产，压低成本，减少安全投入，把一线工人视作“赚钱机器”，玩命超产。

　　一同行在采访河南一矿难时了解到，被困在井里的工人连续六天敲响水管，向外界表达他求生的信息，可是救援队每次只派出两名队员以20厘米每小时的进程挖掘，其他人躲在屋里玩扑克。二十多天后终于挖到那名矿工，人已经死去很久了。原因是，老板不是想真心救活他。这些矿主们有句行内话“死得起伤不起”，就是预防成本高，死亡成本低。

　　李说，如不出矿难事故，一切从表面看是合法的，无论是矿主的富还是矿工的穷，可在一切人又都能感觉到这是多么不合理。因此，他断定，合法的外衣下存在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法律制度出了问题。

　　苏海南也同意有法律制度的原因，他建议可以提高办矿的门槛，可以要求改善办矿条件，可以要求矿主在赢利后提高工人工资等等，这些当然需要一些规则去规范，一些行政部门去监督实施。所以，他们的研究报告在分析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原因时，就特别说明“有合理的，不合理的；合法的，不合法的；正当的，不正当的”。这从本刊记者从广州、济南发来的报道中可以得到印证。

　　从事法学研究多年的洪道德认同他们的部分观点，但他从一个内行人的角度思考后却认为，有立法的原因，可主要还是司法难的责任。比如解决权钱交易的违法行为很容易，有完善的法规会给出公正的判决，可是很多权钱交易是掩盖在合法的外衣下的，发现不了呀。他说，法律的漏洞是存在，根据现在的学术水平和技术手段弥补起来很容易。比如，群众呼声很高的个税起征点，把基数提高就行了，可难就难在真正的富人到底有多少钱无从发现呀。只法律完善，孤掌难鸣！

　　“社会出效率，政府保公平。第一次分配无论是否合理，只要是合法的经营就应该是允许的；而第二次分配，也就是再分配一定要公平。”李说。他进而解释，“再分配后不只要健全法制，更要健全社会保障，如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他尤其强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是政府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去做。他痛心地举例：“为了有学上，云南边境的孩子跑到缅甸去接受义务教育，而缅甸的财政收入只有我国的三分之一。这不是钱的问题。”

　　无论是社会学家的李还是法学家的洪道德，此时都把改善“黄灯”的法宝押到政府身上，“再分配合理促使社会稳定，无论是地区差距还是城乡差距，都是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解决贫富差距不是做不做得了的问题，而是政府有没有决心去做。”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也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一个绕不开的弯儿，这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

　　政府面对这个考验的态度似乎能从报告产生的背景得到说明。

　　报告与政府的关联

　　苏海南毫不掩饰地告诉记者，这个报告的研究课题是由“部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下达的”，他们做了大半年，于2004年12月完成，完成后研究结果“交回给部里，其他该提交的决策部门也都提交了”，而且他透露，“不是我们一家在做”。

　　苏海南很自豪地说，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远超出学术价值：比如《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问题研究》，就是对千万个王斌余事件的研究，已经递交给有关决策部门，马上就要转化为政策。所以，他肯定，关于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的政策也一定会陆续出台。这也完全迎合了党的十六大“逐步扭转收入差距过大现象，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

　　实际上，政府关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动作已经开始。9月28日，关于调高个税起征点的听证会举行。工薪阶层成为纳税主体的现状有望改善。

　　国家连续提高退休金、最低生活保障金，现在，最低工资制度已经在全面铺开。

　　苏海南说：“这些都是‘提低’的有效措施。而‘提低’也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

　　洪道德赞成报告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核心思想。他说，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收入差距的问题，而是穷人太多的问题，这才是社会稳定最大的隐患。

　　墨西哥有个著名的城市贫民窟，是恶性事件的高发地，很容易发生革命，导致政变。苏海南说如果贫困人口继续增加，亮起了红灯，不排除中国会出现墨西哥类似的区域，和谐社会必然受到影响。提高低收入人群待遇，让他们得到能维持起码尊严生活的收入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勤劳的公民应该得到的权利。

　　他希望政府消除贫富差距的措施尽快、有效地实施。因为居民隐性收入和非法收入以及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福利等并未统计在研究数字内，“中国人怕露富，我们只能根据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这就意味着：差距实际要严重得多。

　　世界银行在第60届联合国首脑峰会期间公布了一份长达190页的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人均财富为9387美元，不到美国人均财富的2%。同时，最新一份研究报告预测，2005年至2008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年增长率将达20%；2009年到2015年年增长率为10%左右；2015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将突破115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量的29%，将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

　　“2%”和“全球第二”这两个数字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最好注脚，已经足以让人们看到两个分立的、迥然不同的社会板块。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奢侈品牌在中国都设有分店，全球销量的四成已经被中国消费者占有。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多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多万元的钻石、888万元的宾利加长版……与此同时，几千万绝对贫困人口以及60%左右消费水平停留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农村居民，他们不仅与奢侈品无缘，连获得必需品也需要耗费极大努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是这种巨大差距，严重影响了采访的进行。就连平时不受约束、豪放地发表自己言论的很多学者、教授也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他们的意见是：说多了，不利于社会安定。但他们同时表示，会把自己的建议提交给政府，以对得起老百姓。

　　多方努力下，也许政府会很快找到解决“黄灯”危机的良方，但苏海南肯定地说：“这需要过程。权钱交易是违法行为，可以马上纠正。可是就业不平等、教育不平等、分配不平等，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需要很长的时间，五年绝对不够。”

　　时间与行动成反比，苏海南身后的五星红旗传达的应该是这种信念。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5年10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