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原谅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柴爱新/北京报道

　　不能原谅自己

　　“他生前已经看够了各种表演，在他去世之际，不要急于把各种溢美之词加在他的身上。”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的文学成就不是最高的，他之所以如此受人瞩目，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文革’结束后的《随想录》，当大多数人陷于控诉，把自己当成无辜的受害者时，巴金首先揭发的是自己;二是支持建立现代文学馆，向世人展示真实的文学史。”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最后一篇文章还在道歉

　　“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坛兴起了“伤痕文学”，作家们忙着诉说这场浩劫留下的伤痕。而此时，已经70多岁的巴金，忙着写他“说真话的大书”——《随想录》(散文集)。

　　他为自己曾经的文章和行为感到深深的不安，在《怀念胡风》中,他写道:“五十年代我常说作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在“反右”和“文革”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巴金究竟做过什么让他感到如此羞耻的事情呢？

　　“《巴金全集》是收录巴金的文章最全的，他写过的文章都在里面。”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但记者在《巴金全集》里没有找到这些文章。

　　“可能是碍于情面，不愿把巴金的伤疤展示给世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博士吴德利解释道，“如果不是巴金自己在《随想录》里写出来，很少有人知道那时候他写过什么。”

　　主动揭起这些伤疤的是巴金自己，在《随想录》中可以看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曾经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锋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

　　“在对胡风、丁玲和冯雪锋等人的批判中，上面要求他写文章，巴金不得不表态，因为他当时任上海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但是在这些文章中，编辑加了很多话，不是巴金的本意。巴金的言论在当时疯狂的批判和揭发风潮中，实在算不了什么。”陈思和说。

　　虽然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巴金也用自己的笔把它记录下来，提醒自己和世人不要忘记。

　　在《怀念胡风》一篇里，他仔细地写下了自己曾经在批判“胡风集团”的运动中写过三篇稿子。第一篇，《人民日报》的记者来上海组稿，他写了《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表了态”；第二篇，为了过关写《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批评胡风“作贼心虚”；第三篇，本来是批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志愿军与朝鲜姑娘恋爱的，但是经过编辑的修改给“胡风集团”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巴金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说“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

　　《怀念老舍》是《随想录》中让人注目的一篇文章，对老舍的死，巴金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真是罪该万死，怎么能不把他保护下来？”

　　“巴老没有做过任何对父亲不利的事情，那时他自己已经被打倒了，变成了‘黑老K’，怎么可能有能力保护别人？”舒乙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有意地通过这种方式来写，检讨自己，也是检讨整个民族。”陈思和说。

　　巴金就像他曾经引用的那个英雄一样，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高高地举在自己头上，照亮别人的路。

　　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怀念振铎》中还对他的老朋友郑振铎写着深深的歉意。

　　最后一件工作

　　“倘若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将是我晚年莫大的幸福，比我写五本、十本书都有意义。”巴金这里所说的资料馆就是现代文学馆，建现代文学馆是他一生的最后一件工作。

　　在巴金去世的第二天，《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到设为(北京)灵堂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原文学馆馆长舒乙向记者讲述了巴金和文学馆的故事。

　　1981年，巴金在《创作回忆录》的《关于“寒夜”》一文中，提出建立现代文学馆的设想，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进行展示，以此展现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好心灵，告诉世人并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建现代文学馆就是为了反‘文革’，肯定被‘文革’否定了的现代文学。”舒乙明确地说。

　　同年3月，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刊载，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热烈响应，同时得到政府支持。

　　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郊万寿寺设立，当时因为腿骨骨折的巴金，坐上轮椅到场剪彩。

　　后来,由于收藏品的逐渐增多,万寿寺的房屋不够用,而且也不具备保存珍贵资料需要控制温度和湿度的条件,文学馆面临很大的难题。巴金了解到这一情况,便给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写信。

　　记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见到了1993年巴金写给江泽民的那封信的复印件，上面有江泽民亲笔批示，信中写道:“最近我收到现代文学馆来信，对文学馆目前遇到的挫折和困难，感到很不安……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又老又病，写字困难，请原谅。一切拜托，敬候批复。”

　　1995年，因新馆工程碰到困难，巴金再次上书江泽民，并再次得到批示。

　　新馆奠基时，巴金已经病重离不开医院，他写了一封信在奠基仪式上宣读“我因病不能远行，但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我希望方方面面，齐心协力，快一点建好新馆。”当时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

　　2000年新馆终于落成。巴金捐出15万元作为文学馆的开办基金，并把以后所得的稿费全部转赠给现代文学馆。后来，他又把自己的所有跟现代文学有关的藏书捐给文学馆，共计8000多册。

　　有人统计在1981年以后巴金留下的205封书信中，有40封是关于或提到现代文学馆的。

　　如今，斯人已去，他捐赠的书还静静地放在现代文学馆三层的作家文库里。文学馆每天繁忙地进行各种展览和学术交流活动，到文学馆的每一个人都要拉着他的手进入馆内(每一个门把手都有他的手模设计的手印)。

　　荣辱生前身后事

　　1988年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见到巴金时，告诉他准备在《文学评论》发一篇评巴金最近30年来创作的稿子，巴金很严肃地说:“千万不要发表，近30年来我写的都是遵命文学，没有什么值得评的。”

　　“总路线是一盏光芒万丈的明灯，……今天我们好些工业产品已经达到英国水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鼓舞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且提出了切实的保证，用不到15年的时间，我们的工业水平就会超过英国。”谁能想像得出这篇写于1958年的叫做《宣传总路线》的文字，出自那个曾经写过《家》的作家之手。

　　巴金一直为此感到羞愧。为此，他曾经写了一篇《“遵命文学”》，“我的文集里虽然没有‘遵命文学’一类的文字，可是我写过照别人的意思执笔的文章，例如《评不夜城》。”

　　“巴金自己一生痛恨对强权的屈服，他在《家》里为性格软弱的觉新痛心疾首，在现实中他痛恨自己为什么‘那么听话’。”陈思和说。

　　中国有句古话叫“寿则多辱”，巴金忍辱穿过了浩劫，活了下来，又用“真话”挽回了他生命的尊严。

　　“巴金在历史面前的正直与诚实，正是被谎言所挫伤的中华民族最需要的精神品格。”刘再复评价道。

　　1986年，巴金写《“文革”博物馆》一文， “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最好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怕历史重演，他连晚上做梦都感到恐惧。

　　根据巴金传记作家李辉回忆，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四人帮’决不是‘四个人’,他复杂得多”，“十年浩劫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人又是怎样变成兽的？我们总应弄出个眉目来吧。”“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巴金不仅敢于正视自己，他还提醒人们要正视历史。现在，这个历史的纪念馆还没有建立，却已经到了人们纪念他的时候，这个老人在跨越了荣辱参半的一百年后，离我们而去。

　　舒乙说:“他生前已经看够了各种表演，在他去世之际，不要急于把各种溢美之词加在他的身上，而是要去理解、继承他的思想。”

　　刘再复这样概括巴金:“‘文革’结束了，伸冤的伸冤，平反的平反，乌纱帽掉了又带上了，而那些在牛棚里受难的作家与革命家们个个都在讲述自己的苦难过去和向社会索取报酬，甚至讴歌‘二次解放’。只有一个受折磨的灵魂，在寓所的墙角下对过去自己的著作与行为感到深深不安，感到揪心的惭愧，灵魂和双手都在战栗，这就是《真话集》(即《随想录》)的伟大作者……惟一,惟一，Only One！中国的大地这么辽阔，大地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这么惨烈，卷入历史运动的人群数亿之众，但我们在大喧哗之后听到的良心呻吟与自我鞭挞却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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