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风范如何长存

追忆巴金爱恨情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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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一座“巴金公园”？

　　过去的上海，当然以巴金的最后生活岁月为荣；今天的上海，更多应该考虑如何留住巴金的“软影响”。

　　10月17日，一个秋天的傍晚，一位曾经哺育过几代人心灵的文学巨匠与世长辞。巴

金——当代中国读者最热爱的人民作家，告别了他瑰丽而波澜壮阔的百岁生涯。热爱他的人和熟悉中国文学的国际友人，无一例外地发出了声声惋惜。毕竟，一盏曾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曾经多么慈祥的伟大心脏停止跳动了。巴金的逝世，也激发着人们去重温这位文学巨匠曾经拥有过的心路历程。10月下旬，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邻近上海的嘉兴举行，多位上海学者参加了这次送别巴金先生的追思活动。

　　我们为什么爱巴金

　　巴金，一个当年从成都走出来的四川青年，以自己一个多世纪的生命之河，向世人涓涓流淌贡献了1300万字的著作和译作，这些根植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文化土壤的众多文学创作如《激流三部曲》、《第四病室》、《憩园》、《寒夜》，在国际上架起一座座沟通与理解的桥梁，他不仅是一个时代伟大变革的象征与见证，而且也是一个民族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认识自己并不断前进的一个忠实的代表。他在心路历程上所留下的美丽轨迹，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将来，都应该是我们民族文化宝库中不朽的瑰宝。

　　巴金曾经说过：“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他上个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光辉思想的众多作品，正是展现了这种打破黑暗追求光明的雄心，他的《激流三部曲》以类似于《红楼梦》的故事结构表现了冲出令人窒息的封建家庭的渴望与激情。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打碎一个旧制度的渴望与激情并不孤独，在追求光明的路上，全面否定自我——否定中国传统思想、否定儒学、否定乡土中国的原有一切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正是在这种勇于批判自我的进程中，我们的民族表现出渴望摆脱历史束缚的极度焦虑，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焦虑也是一个民族尚未充满自信的某种表现。

　　也许历史的发展充满着悖论，上个世纪30年代巴金的《家》召唤着时代青年反对封建专制礼教冲出家的牢笼，当时孔教会几乎是假恶丑的代名词。然而，70年后的今天，自信的中国人不再轻易地否定已经积淀了2000多年的儒学文明。从上海到曲阜，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人们参加完隆重的全球祭祀孔子大典刚刚脱下华丽的服装。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已开设近30所孔子学院，作为到海外推广世界汉语教学、推广中国文化的基地，这恰恰说明我们不需要依靠完全西方式的方法求得发展、获得新生，而是在一种健康从容的文化心态下，本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理性地梳理自己的文化遗产，在扬弃与继承中弘扬中华文化。换言之，今天的中国文化，已经具备了否定之否定的能力，而否定之否定就是前进、就是新文化的诞生。

　　新文化的诞生是为了新时代的来临，点燃理想的光芒。而巴金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热爱，还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位巧夺天工的文学大师，他更是一个充满着爱国情怀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生中曾经最大的期盼，就是“觉新、觉民、觉惠”们生活过的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为此，他一刻都没有停止过用他常带深情的神来之笔，用心倾吐着对母亲般祖国的依恋。他说：“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无穷无尽的情感。”可以说，无论是怎样的民族，也无论是怎样的国家，爱国主义永远是杰出作家们不朽的灵魂，并最终通过文学这一神奇的“灵丹妙药”，升华为人们前进的精神动力。而当某一特定的黑暗时期笼罩在人们的头顶时，也就是充满着爱国情怀和理想精神的文学力作，如同长长黑暗隧道尽头的幽光，浸润着人们的心灵。从这个角度来看，百岁老人巴金是幸运的，因为，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他富有才华的爱国作家不同的是，他点亮的烛光最终变成了熊熊的火炬，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傲然崛起和古老中国的富强繁荣。甚至，就在他溘然长逝于上海之前的那个黎明，我们——也就是热爱巴金的读者们，彻夜不眠，迎来了神舟六号凯旋的曙光。

　　正是这样，巴金的文字才会以超越时空的魅力，铸就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在他的生前，无疑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学的鲜活坐标。而在他的身后，也将承传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过去的上海，当然以巴金的最后生活岁月为荣；今天的上海，更多应该考虑如何留住巴金的“软影响”。

　　风范如何长存

　　众所周知，文学巨匠巴金的逝世，本身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化事件，当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百岁巴金，革命前的著名小说家”的文章，它这样写道：“巴金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的文学巨人，是一位激励了数代作家的小说家。许多中国人认为，他的声誉早就应该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凭借数十部长篇小说、随笔集和翻译著作，巴金早在几十年前就确立了自己作为中国现代最伟大作家之一的地位。他与鲁迅、茅盾和老舍共同描绘和展现了现代中国在20世纪早期的觉醒和剧变。”而《洛杉矶时报》也评论说，巴金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将艺术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而此前，《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这类所谓西方的主流媒体，都鲜有对中国文化进行正面报道的记录。

　　其实，巴金的国际影响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客观存在了，而且，巴金的文学生涯一开始也是在海外表现出特有的才华的。如在法国一所名叫拉封丹中学的临时住所里，他写下了第一次署名“巴金”的处女作《灭亡》，并且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最近，法国媒体就形成了“巴金热”，对于这位东方的世界文豪当年在法国生活与创作的各种细节都给予了热情的报道。巴金，这位令上海骄傲的文化坐标，除了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外，他的人格力量以及他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与热爱，在国际文化界也一直被传为美谈。如上世纪50年代初，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就是他去波兰南部小城奥斯维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参观了触目惊心的毁灭营遗址后创作的作品，至今，波兰人民仍然清晰地记得这篇对全人类发出警告的描写纳粹杀人工厂的作品。巴金还曾经5次访问前苏联、6次访问邻国日本，在莫斯科，巴金被誉为“推进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联系的集大成者”，在东京，人们普遍认为是巴金在战后牵起了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间的文学纽带。显然，巴金在生前，无疑是上海国际文化影响力的人格化。

　　但现在，我们在悲痛和惋惜之余，更应该积极地考虑上海这座力图要建设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城市，如何在今后留住巴金的“软影响”，并以此来提升上海文化的国际地位和扩展上海在国际社会的软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利用世界文豪、国际文化权威和杰出的民族精神代表者的影响，来打造东道主城市、甚至所居住国的软影响、软实力，在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惯例，并取得了很多极其成功的经验与案例。如在印度，当地政府对泰戈尔故居和教学遗迹的保护性开发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使之形成了国际性的印度文学交流中心。在日本，鲁迅文章所记载过的藤野先生，如今也已成为其所执教城市的文化象征，且在中日民间友好交流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在古巴旅游业的魅力开发上，海明威的软影响超过了雪茄的“硬实力”，因为海明威的受众是无边的，而雪茄的销售总是有限的。有意思的是，还有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今后美国如果能够和古巴实现关系正常化，海明威“软影响”的推动作用也要远远大于“雪茄贸易”的功效。在巴金访问过的波兰，肖邦音乐节也是长盛不衰，并成为全球音乐人向往的盛会。而这种“软影响”，也应该足以让我国那些狂热于举办“超级男女声”大赛的文化机构倍感汗颜。

　　显然，国际经验表明，世界文豪、国际文化权威和杰出的民族精神代表者的影响，完全可以在其身后，升华为城市、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同样，借鉴国际经验，上海不妨考虑采取以下的措施来留住巴金的“软影响”：首先，可以考虑将上海的某所公园冠名为“巴金公园”。从公园选址和轨道交通的角度来看，由于鲁迅公园已经坐落在上海东北区域的虹口区，未来“巴金公园”不妨在上海西南的徐汇区落户。这一主题公园，今后也可以作为上海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并成为在上海举行国际性巴金纪念活动的主场。

　　其次，应该考虑结合国家文化对外交流战略，积极地推动巴金作品进入上海高校

　　此外，巴金作品的后续出版和在国际图书市场的营销也需要系统的安排。最近，中国出版界首次统一组团参加被称为“图书界奥运会”的法兰克福书展，但这次第57届书展，我们事先没有巴金作品推介的系统计划。类似的状况应该引起上海有关方面的重视，在国际文化市场上如果能够推出巴金的品牌，不仅将大大提升上海的软实力，而且，也是对巴金先生最积极的纪念。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愿“风范”化作上海这座城市的软影响，而在人类文化的宝库中“长存”不息。(作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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