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管理部门如何立足于一个人情社会

自然基金委数次成为关注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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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理应公正公平的权威管理部门如何立足于一个人情社会？

　　2005年10月9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导周振鹤在《新京报》上发表公开信，题为“评审意见与评审人可以随便泄露吗”，并要求将自己名字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专家库中除去。

　　以“泄露专家评审意见”为由，学者周振鹤毫不留情地将矛头直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这封语气坚决的公开信反应强烈，关于如何维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权威性与公正性的讨论一时此起彼伏。

　　知名学者抖露目前中国最权威的基金管理组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家丑”，孰是孰非，扑朔迷离。

　　“泄密”真相如何？

　　10月25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周振鹤教授简要回顾了事情的经过：

　　今年5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邀请周振鹤做几个项目的评审，地学部给了他两个密码，一个是进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审网站的密码，一个是给周振鹤等专家个人的密码。

　　按照惯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了5名专家远程登陆专门的微机评价系统参与评审，没有否决票的项目方可被通过。

　　让周振鹤颇为踌躇的是，有一个项目的申请书在他看来不够接受基金资助的水平，但此项目的主持人和主要参与者都是他的学生、熟人和前辈学者。结果是，周振鹤还是填写了否定这个项目的评审意见，并在5月27日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了这个否定意见。

　　然而，9月27日，周振鹤意外接到了这个项目申请人的来电：“周老师，我已经看了全部5份评审意见，对你的否定意见表示感谢，我的申请书写得确实有问题。”

　　此时，距离那份评审意见提交的日期正好4个月，周振鹤说：“仿佛感到自己像是被剥了衣服，放在手术台上让申请人做解剖一样。”他在周围人的眼中成了一个“不仗义”、不通情理的人。

　　在他的理解中，两道密码应该是牢不可破的，按照基金委规定，评委身份应该严格保密。他将自己的想法跟同事交流，同事一句“机器是保密的，人是活的”，让他“茅塞顿开”。

　　“任何评审制度都有保密制度，这是常识。我误以为基金委的评审是安全的。但是显然我错了。对我来说，基金委已经失去了公正性，请将我的名字从基金委地学部专家组中除去。”周振鹤措辞激烈。

　　“全文反馈”之争

　　记者查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规定》，其中明确规定：“不得泄露同行评议专家姓名和单位；不得泄露评议、评审过程中的情况和未经批准的评审结果。”事实上，“评审意见要反馈，反馈意见要匿名”已成为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通用准则。

　　既然规定如此严格，评审专家的姓名又是如何泄密的？带着这个疑问，10月25日，《新民周刊》记者致电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监督委员会，该部门工作人员给予的答复是，周振鹤事件由基金委宣传处统一负责对媒体解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宣传处张处长在随后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反复强调：“第一，我们一直在加强对工作人员和评审专家的教育；第二，作为当事人的周教授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直接向监督委员会提出申诉意见，国家基金委根据申诉才能展开相关调查，但周教授迄今为止并未向国家基金委提出意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学部副主任陆则慰重复了这位宣传处长的意见。

　　迄今为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周振鹤事件”没有任何正式回应。周振鹤用“官僚机构”一词来形容基金委近日来的表现：“为什么向监督委员会投诉才算正常程序？我已经将此事公之于众了，这比投诉还严重！”

　　10月26日，周振鹤通过电子邮件给记者发来这份“惹祸”的评审意见，第四条中内容是“……说明研究者对城市型政区与地域型政区的概念并不清晰(这两个概念最早是由我在《体国经野之道》一书中提出)”。《体国经野之道》是周振鹤的著作之一。

　　此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学部相关负责人曾对媒体认定，周振鹤教授的这个评语是造成评审意见泄密的唯一渠道。但周振鹤认为，基金委在反馈评审意见给申请人时，自然不应该将这一非评语部分的说明文字也告诉申请人。

　　在10月28日的电子邮件中，周振鹤向记者解释：“城市型政区与地域型政区是我提出来的概念，虽然已经为许多人所采用，包括申请人，但这两个概念到底不像‘自然环境’、‘人文地理’一类正式的学术用语那样经典，为了严谨与审慎起见，我必须作这样的说明，以给基金委及下一步的评审参考，这样才会使我这条评语不至于产生偏颇。”

　　两方争执的焦点是“全文反馈”的做法。所谓“全文反馈”，就是隐去评审专家的姓名，专家的全部评审意见都反馈给申请人。在基金委看来，“全文反馈”的初衷是使基金委的评审工作更加透明、公正。地学部相关负责人也曾对媒体解释，该制度已经施行三四年了，试行伊始，就发函向评审专家说明。张处长告诉《新民周刊》，基金委采取了“全文反馈”专家意见的做法，这是依照国际惯例，但保证专家是匿名的。

　　双方各执一词：周振鹤认为“全文反馈”仅是基金委一厢情愿的规定，自己从未收到任何相关函件。公开信闹得沸沸扬扬之后，周振鹤收到地学部的一封书面说明信，陈述了有关“全文反馈”的规定，并否认是地学部泄密。周振鹤将该项目组有人跟地学部的密切关系在回信中告知地学部，至记者发稿时尚无回音。

　　周振鹤反驳：“科举制度结束到今年恰好一百年，即使在科举时代，考生的考卷都是不能直接拿来给考官批改的，必须请人将考卷用红笔重抄一遍再去批改，为的就是怕考生笔迹被考官看出而有作弊的可能。基金委口口声声说对评审人的名字是保密的，但如果反馈评审意见时暗含着将评审人的身份公开出去的可能，那还有什么保密性可言呢？”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在10月30日晚间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评审专家的意见中有可能涉及学术秘密和个人隐私，有些专家并不愿意全部公开，基金委应该给专家提供选择权，比如说提供三种选择，一种是公开内容，一种是公开名字，另一种是名字、内容全部公开。在毛寿龙看来，绝对的透明意味着没有自由，“全文反馈”并非意味着把专家的评审意见全部公开。

　　说真话与潜规则

　　江苏学者尤小立撰文称，“公开评语，一是可以抑制可能的腐败，二是可以祛除‘神秘’，还科学基金的本来面目。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将科学项目评审的善意体现出来。”学界的一场有关“国家科学基金的评审意见是需要保密还是需要公开”之争也由此开始，使得周振鹤事件迅速晋级为公众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诺贝尔奖有着非常严格的双重的保密原则。1786年开始，所有瑞典学院的成员都要对学院发生的每一件事保密；同时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的规定，作为基本原则，任何一件和诺贝尔奖有关的事情都要保密50年。

　　“就像选院士投票一样一定要保密，学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中，泄密会引起学者间的矛盾。国外发表论文时要审稿，审稿意见要反馈给申请人，内容要公开并不等于反馈内容要非常详细。”10月27日上午，82岁高龄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在北京的家中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认为，对基金的评审保密制度应该严格执行。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项目申请者告诉记者，科研人员依赖项目来运作，资金是科研的生命线，不得已的情况下科研人员会向基金管理人员套关系，打听评审人的身份以便“公关”，这几乎成为学界一个“潜规则”。

　　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年内工作亦是马不停蹄，2005年8月，基金委监督委员会公开通报了对三名学者学术腐败的调查，并效仿田径场上的“禁赛”方式，对其在项目申请上弄虚作假的行为分别予以取消其项目申请资格不同年限的处罚。

　　今年9月，在对媒体介绍基金委制裁不端科学行为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沈文庆表示，基金委不仅要防止申请者的不端行为，而且也要防止评审人和基金管理者的不端行为。

　　1999年至200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共收到科技工作者各类来信445件。其中，经监督委员会认定存在科学不端行为的有40余件，主要有四类：伪造数据占7%，弄虚作假占40%，剽窃占34%，其他(包括重复申请、夸大表述原来的工作基础等)占19%。

　　对此，曾痛斥科学腐败“七宗罪”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认为，基金委公开通报科学界的弄虚作假做得很好，“做学问要先做人，科学家的自身道德建设至关重要。”

　　科学界需要讲真话的人，但说真话的人显然不受欢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语意激昂，“谁向我公关，第一是无效，第二我会举报。任何时候都有敢说真话的人，我揭露伪科学、伪环保，太多的人对我做的事情不满意，说何祚庥不务正业。由于我否定了太多的项目，现在几乎很少有人请何祚庥做项目评审。”

　　在学界讲真话到底意味着什么？有评论认为，权力主导的科研体制让科研经费倾斜于一些“公关能力”特别强的人，“中国就这样与诺贝尔奖无缘。”

　　漩涡中的管理者

　　78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存浩，1991年至1999年历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两任主任。他在10月31日晚间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我没有听过‘全文’反馈的说法，在我担任基金委主任的任期内基金委也没有实行过‘全文’反馈制度。”他已向地学部相关人员了解了周振鹤事件，得到的答复是：整个基金委每年收到5万份申请，但基金委各个学部一线的工作人员只有几十人，没有时间对评审意见逐一删改。目前由监督委员会来监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学术不端行为，张存浩说，监督委员会仅有三四名工作人员，而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的相关监督机构中包括财务监督人员等共有100多人，我们的人力不够。

　　10月27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师昌绪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强调，相比其他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评审项目上更为严格，也比较透明，这保证了基金委多年的良好声誉。

　　198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负责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20年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对的是中国上万家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和高校，近年来每年受理4万项项目申请，约6000人获资助。

　　与其他基金的非政府组织方式不同，基金委属于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作为配置中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的自然科学基金部门，基金委已成为国家财政投入的自然科学基金的实际管理和发放者。而根据基金委官方公布的数据，在20年的发展中，国家财政对自然科学基金的投入从1986年的8000万元增长到2005年的26.95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20年几十倍的增长，这20多亿元在基金委创立初期是不可想象的。”曾经在1986年到1990年担任过基金委第一届副主任的师昌绪感叹。

　　对如此庞大的基金的管理的透明度倍受外界注目，“为了合理配置国家科研经费，基金委重要领导均来自两院院士和研究机构的学者，项目评审经过两道关卡，采用同行专家通讯评议和学科评审组评议两级评审制度，工作人员其实只负责收发专家意见。”师昌绪解释。目前，周振鹤所在基金委同行专家系统由53000余名同行通讯评议专家和700余名学科评审组专家组成。

　　不能忽视的是，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财务制度上漏洞频出，数次处于尴尬地位。2002年年底，基金委综合计划局计划财务处处长秦登才因玩忽职守造成400万元科学基金流失而被判刑；2004年8月，基金委该委员会会计卞中在8年的财务工作中贪污1200余万元，挪用公款2亿余元，让基金委再次颜面大失。“基金委的主要领导都是学者，对财务懂得不多。”师昌绪承认。

　　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专家毛寿龙分析，选择专家来评估基金项目让国家基金委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公正性，但更重要的是要引入多元化的资金，在相互竞争中维护基金的公正性。

　　“周振鹤事件”仿佛只是一个人的抗争，其实不然。人们想看到，一个号称公正公平的权威管理部门如何立足于一个人情社会，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科学时报》记者易蓉蓉对本文亦有贡献)-撰稿／贺莉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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