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述古
《新京报》11月2日消息，北海海关缉私警察曾其健驾驶轿车在北海街头撞死6人，酿成震动一时的“4·１1”事件。在被公安机关以“交通肇事罪”移送检察机关后，被告方申请司法鉴定，得出曾其健患有癫痫病的结论，事故原因也因此“不排除有癫痫病发作的可能性”。近日，当地检察院起诉书认为，曾其健自2001年开始患有癫痫病，“在其后的驾驶
证年审时，均隐瞒其疾病，得以通过体检和年审”，“持无效驾驶证，驾驶无证车辆，以在城市道理上高速行驶的危险方法，造成6人死亡”，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面对这起影响恶劣的事件，公诉方既承认了事故原因“不排除有癫痫病发作的可能性”，又表明了拒绝因癫痫病史而为其开脱的态度(“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量刑上一般比“交通肇事罪”重)。不过我以为，无论是以何种罪名量刑，这起缉私警察撞死6人的事件，都不只是曾其健“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事情。透过“4·１1”事件，我们看到的是警察队伍教育管理不严所暴露的问题。
不错，曾其健是位有病的警察，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神通广大”的警察。这种“神通”至少可以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自己虽然自2001年就开始患上癫痫病，却连续四年顺利通过体检和驾驶证年审。其二，他居然敢持无效的驾驶证驾车上路；其三，他的车来路不明，按报道中的说法，是一辆“未经车管部门登记的套牌车”，却可以明目张胆招摇过市；其四，他敢于在闹市区“严重超速行驶”而肆无忌惮。对于其中的任何一项，哪一位没有背景的司机能够望其项背呢？
无论是车辆管理还是相关证照管理，有关部门都有严格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在曾其健眼里都形同无物。不难设想，如果没有这场惨烈车祸的发生，曾其健违规取得驾照、驾无照车超速行驶的行为根本就不会暴露，更谈不上得到处理。而能够得到这些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特权，除去其缉私警察的身份之外，很难找到其他合理解释。
癫痫病是一种外显性很强的疾病。曾其健自2001年就开始患有癫痫病，单位不知情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单位领导允许其驾车，无疑是对包括曾其健本人安全的不负责任。交警部门顺利通过体检和驾驶证年审，要么是失职，要么是徇私。同时，曾其健驾驶的未经车管部门登记的套牌车究竟从哪里搞到手，套牌车套的谁的牌，车管部门过问没有，都值得弄个水落石出。如果在曾其健被量刑后对这些问题不闻不问，我们很难防备又一个“曾其健”成为公共安全的杀手，也不能肯定警察队伍中就没有隐藏尚未浮出水面的“曾其健”。
“4·１1”事件发生后，海关总署缉私局领导曾亲赴北海市，登门向受害者表示安慰和道歉。这种姿态或许能令悲痛的遇难者家属感到些许慰藉，但我以为，如果海关总署缉私局的歉意仅仅是礼节性的，而没有对治警不严的深刻反省，那就还做得很不够。癫痫病患者显然不适合从事警察工作。但需要明白的是，比癫痫病更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乃至社会公正与秩序的，是警察对法纪的肆意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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