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伍迪·艾伦了

　　-戴新伟

　　第一次和伍迪·艾伦(Woody Allen)打交道，是电影《时间窃贼》(Small Time Crooks，2000年)，老伍迪跟在老婆屁股后面跑进跑出也没要到开饼干店的6000美元，那饼干店也还没有莫名其妙红得发紫，更不要说吃软饭的小白脸艺术家休·格兰特尚未现身，我这个小年轻已经一边呻吟一边退碟出仓，只落得一肚子抱怨。后来，我再次鼓起勇气看他1994年

的作品《子弹横飞百老汇》(Bullets Over Broadway)，照旧对我和老伍迪的表现都深感绝望。那时候，我真受不了伍迪·艾伦式的唠唠叨叨对白，那种假模假式虚伪得全是假声的说话方式——或者说，我还不大明白大白话口水话的妙处。我排斥了他那么多年，如今我觉得他简直和周星驰的《功夫》一样好看，假如你也认为《功夫》好看，并且能接受老伍迪的幽默，你一定会同意我说的，说不定你也在沙发上看得打滚——笑得打滚。

　　生于1935年的纽约州人氏伍迪·艾伦中学毕业后曾经在纽约大学和纽约市立学院读过几天书，但均被开除。(《香蕉共和国》里他说，可是我只是读过几天大学……原来是真的。)他15岁开始写专栏，此后一直是《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报刊撰稿人，他曾获得奥斯卡这个盛大娱乐篝火晚会17次提名3次抱得小金人的骄人成绩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单说他让所有笔杆子们吐血的副业——随笔，小说，剧本，几乎每一篇都出人意料，不晓得他究竟是怎么思维的。如果简单概括，伍迪·艾伦所有的文字魅力来自这两句话：

　　“三明治，是由三明治伯爵发明的。”

　　“海明威带我去钓金枪鱼，我钓到了四罐……”

　　你可以说，老伍迪完全是在搞怪，他试图消解世界上崇高的正经的东西，他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但——那真的是挖苦，真的是讽刺，真的是幽默，直奔主题，丝毫不装模作样，要来什么暗嘲或者反智——老伍迪的反智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的反智，真正被中产阶级喂肥的粗壮思维。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幽默感是难以存活的。如果意识不到人生的荒谬，对世界的嘲讽到底是无能为力的。我宁愿相信，老伍迪虽然大把大把地洗刷别人，但他并未撇清自己——他对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挖苦讽刺，首先他把自己打翻在地。这么久了，我一想起老伍迪，就会想起八卦媒体上老伍迪牵着与韩裔养女的女儿过马路的情景，也会想起他这个蹩脚的爵士乐手，每逢阳春三月好莱坞这个娱乐小分队要狂欢的时候，他就躲在小酒吧里吹单簧管，他的私生活——讨前妻的养女做老婆一事总会当作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但那又怎么样？大骂世界荒唐愚蠢的时候看看自己的脚趾有没有探头出来吧！我真的相信这个看起来神经质的老头(今年就70岁啦)，也许他只想开开自己的玩笑。

　　老伍迪比我们看起来的更深邃、通透和丰富。

　　我来做把罗大佑

　　-平客

　　你还真别跟我比，我有克隆罗大佑的先天优势。当年，我的头顶还没现在这么灿烂的时候，和罗大佑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台湾滚石的张培仁坐在我的对面，和我兴致勃勃聊“中国火”，忽然，话锋一转，他说：“我才发现，你太像罗大佑了！”

　　后来，我见到了真尊，我自己觉得不咋像。当然，克隆一个人形似只是其一，关键还是神似。

　　要做罗大佑，首先你得像巫师。记得那年他第一次来大陆开演唱会，我们一群人打着“飞的”去上海，宛若朝圣。舞台灯光一亮，罗大佑出场，蜷缩着身体，面部表情僵硬，活脱脱布道的巫师。想必那些年他也对大陆那么多如我般的门下走狗有所耳闻，于是，也情不自禁把自己当成了巫师，他的那次演唱会在我看来更像一次布道。

　　然后，要善于政治挂帅。罗大佑早期给人更强烈的印象，不仅仅是个音乐人，更像个斗士。一会儿骂这边，一会儿卷那边，哪边他都得罪。可有时他也很清楚自己不能站错队伍，于是，就会有《东方之珠》这样的“决心书”以示悔过自新之意。

　　再者，一定要会审时度势。台湾不想混了，不能悄无声息地走，也得痛打落水狗般把它骂个狗血喷头，这至少会大范围引起媒体关注。到了香港，继续开战，除了会唱，还得会写，昨日的、今日的、明日的“遗书”装满子弹，射在香港这弹丸之地上，可弹痕却可穿透罗湖桥射遍大江南北。

　　当然，你得会唱，而且必须扯着嗓子唱，毕竟罗大佑还是个歌手嘛。注意，每句的尾音要有拖腔，绝对不能唱得太正常。罗大佑的唱不唯美，不流行，你得慢慢琢磨他那带着哭腔的劲儿。

　　最后，要善于苟延残喘，在生命最后的光景义无反顾地晚节不保。这个吗，呵呵，关注时下的娱乐新闻里罗大佑的作为，你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做了。

　　普通话标准下的语言八股

　　-韩雨亭

　　普通话又开始被“纯洁”了，这意味着即将有一大帮带有地方口音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面临被淘汰出局，其中不乏妇孺皆知的阿丘、毕福剑，刘仪伟等著名主持人，因为他们普通话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一级甲等”。

　　“一级甲等”，听着听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英语四、六级”，大学生们刚走出外语“英语四、六级”的苦恼，而现在我们又踏进国语的阴影。

　　想想当电视节目主持人也真不容易，连保持习惯性讲话都很难。因为，在他张嘴那一刻，他先必须慎重地考虑一下，记得发音究竟是“一级甲等”还是“乙等”，长此以往，岂不很痛苦？

　　学者朱文熊1906年在《江苏新字母》一书里，给“普通话”下了定义是“各省通行之话。”直到1956年2月6日，我国最终给普通话定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而“普通话”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的意思。

　　统一语言本身的意义在于其沟通功能，为了达到“共通”之目的，只要能彼此顺畅的沟通便可以了，可普通话走到今天却演变成了某种“表达特权”。

　　这种“表达特权”的表现在诸多方面，譬如，带有地方口音四川、广东话的笑星，基本上不能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在影视剧作品上，禁止拍摄地区方言剧，原本市场非常受欢迎的方言剧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央视《社会记录》的主持人阿丘几乎每月都会收到“下岗”通知，他压根不看，同样，许多方言剧组也根本不买账，你发你的，我拍我的。为何大家都不买账，为何这个规定引发如此多的争议？我想焦点恐怕便是关于普通话的“标准”了。

　　这让人不免想起了表演艺术家赵丹那句“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中国人刚从文字的八股中走出来，千万别再把我们带入了语言的八股中去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这样一个由市场主导的文化多元时代，为何还会出现这种事？这背后究竟是一种什么思维方式在作怪，而我们何时才能走出这种思维状态呢。

　　容我们再想想……

　　章子怡：一天工作12小时

　　正在北京拍摄冯小刚《夜宴》的章子怡可谓全心投入，每天在《夜宴》剧组的工作时间都是10到12个小时，就连化妆梳头做发型以及试用服装，都要花上2、3个小时。

　　章子怡的戏份大概到明年一月份才能够完全结束，子怡在未完成《夜宴》之前，没有任何接拍新戏的计划。

　　蔡智恒：《孔雀森林》反应平平

　　携新书《孔雀森林》来京宣传的蔡智恒依然没能摆脱网络作家的符号，网络文学日新月异，短短几年，蔡智恒几乎被人遗忘。新书《孔雀森林》更被很多读者认为失去了早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围巾》等作品的鲜活，沦为重复自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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