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使馆升起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与此同时，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权的“外交”战线也开始土崩瓦解。尽管当时国民党政权还维持着国际承认，在各“建交国”尚设有“外交机构”，但这些“外交机构”里却发生了多起改挂新中国五星红旗的事件。

　　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改挂五星红旗

　　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内外交困的国民党政府开始全面收缩“外交”战线，不但关闭了许多“驻外使领馆”，甚至连“外交”人员的薪水也没了着落，这使得本就对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不满的“外交”人员决心与国民党政府决裂，投向新中国。率先行动的是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公使”凌其翰、“参赞”孟鞠如等人经过秘密商议，决定进行起义。

　　不料，凌其翰等人准备起义的消息走漏了风声，国民党政府极为惊慌。毕竟法国是一个大国，保持国民党“驻法国大使馆”的稳定对其国际地位的维护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国民党政府派“外交部次长”董霖于10月6日到达巴黎进行安抚，同时紧急任命“驻英国公使”段茂澜为“驻法国临时代办”，火速赶往巴黎，并准备将凌其翰、孟鞠如等人调回台湾。危机关头，凌其翰等决定采取非常措施。还没等董霖在巴黎站稳脚跟，凌其翰等就通知法国外交部，正式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决定拥护新中国。随后，他们迅速与新中国取得联系。1949年10月9日，凌其翰等人致电当时兼任新中国外交部长的

　　1949年10月10日，这一天本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庆节”，凌其翰等起义人员却在“大使馆”门前降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第一次在巴黎悬挂起了五星红旗。

　　改挂国旗之后，凌其翰等人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了起义的消息。这一事件立刻震惊了法国，并传遍整个世界。第二天，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给凌其翰等人发来指示，要求他们坚守岗位，同时号召其他国民党“使馆”人员向他们学习。尽管随后国民党政府联合法国当局，采取了种种报复措施，包括宣布关闭“大使馆”，指使打手殴打起义人员等，但仍未能阻止起义成功。1950年初，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大部分起义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

　　台“驻缅甸大使”起义，蒋介石浑然不知

　　1949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涂允檀致电周恩来总理，宣布起义。经过几番周折，1950年1月2日，周总理发来复电，对他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表示热烈欢迎，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坚守岗位，维持现状，并保管好公物文件，以待后命。

　　可笑的是，由于当时局势混乱，通信极为不便，当涂允檀等人通电起义后，已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竟对此一无所知，其“外交部”还要涂允檀等人在缅甸政府承认新中国后就撤退到泰国或菲律宾，并寄给他们一部分拖欠的工资。殊不知原国民党“驻缅甸大使馆”前，早就悬挂起了五星红旗，那些赞成起义的使馆人员，已陆续奉命回到北京；涂允檀则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起义的国民党驻外“大使”。

　　冰心夫妇力劝国民党驻日官员起义

　　当国民党“驻法大使馆”挂起五星红旗的消息传出后，在“驻日代表团”内部，也开始酝酿类似的举措。本就倾向革命的吴文藻、冰心夫妇积极劝说团长朱世明，脱离国民党，改挂五星红旗。不过由于国民党宪兵部门的压制，该计划最终没有实现。蒋介石对这一事件大为光火，逼冰心夫妇辞去了代表团的公职；蒋介石还撤了朱世明的职并电召其回台湾。明知凶多吉少的朱世明跑到日本叶山隐居起来，据说最终仍被国民党特务毒死。

　　国民党“驻法使馆”等“外交机构”改挂五星红旗，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不久之后，国民党“驻马达加斯加领事馆”和“驻英国利物浦领事馆”等“外交机构”也先后宣布起义，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这些国家的上空，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轮外交胜利。▲

　　《环球时报》(2005年11月11日第二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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