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外大使行走本土

　　□本刊记者 程必忠

　　90位驻外大使集体调研

　　10月，北京。气候渐寒。结束几天简短培训后，回国述职或者休假的90余名中国驻外大使、参赞、总领事相继离 京集体调研。

　　如此大规模的组织大使调研，人数之多、范围之大，在中国外交部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当此时，中国“走出去”战略正遭遇着来自国际各种力量的前所未有的阻力。跨出国门，全球配置资源，已经成为众 多国内企业为之努力的一个目标。然而，当企业意欲走出国门之际，突然间发现，“临门一脚”却并不好踢：贸易摩擦、贸易 壁垒、涉外诉讼、反倾销、政治安全风险等无处不在。

　　“走出去”受阻，让企业和政府开始反思，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政府在给予众多跨国公司超国民待遇的同时，为 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履如此艰难。

　　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1/3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亏损。很多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动机中，带有很浓厚 的机会主义色彩，造成的结果是不仅没有获得预想的收益，反而付出了巨大代价。

　　商务部一官员分析，目前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相当一部分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目标，这就造成了企业的盲动。

　　没有明确的目标，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无法获取投资国权威的信息。

　　但现实是，国内至今还没有建立专门提供国外商情信息的官方或者半官方机构，造成国内的优势产品或项目很难及时 获得有效的投资机会。而在海外经营的国内企业之间又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无法实现信息共享，加上企业自身实力和资源有 限，通过设立办事处或其他民间渠道来收集信息有很大局限，导致企业拥有的信息很不充分。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民 营企业“走出去”的盲目性。

　　而这些，均非企业凭一己之力可以解决。借力外交资源，正在成为解决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遇到问题的一种绝佳方 式。

　　哪些是可以利用的外交资源呢？一位前外交官认为：外交资源包括中国驻外使领馆及其官员；外国驻中国各地使领馆 及其官员；国家各部委的相关涉外部门；中国政府参加的面向企业服务的多边国际合作组织；离退休外交官；首脑外交；各省 市外事部门；民间商会组织；体育组织；城协；友协等等。

　　中国目前与166个国家建交，拥有在职的外交官5000多人，2600多名退休外交官，其中1600多人参加 了中国前外交官俱乐部。

　　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在处理外交与经济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不少曲折，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考量一直占据外 交战略的绝对主导地位。在经历了差不多不计成本的“以经济促外交”时期后，中国正在步入“以外交促经济”的时代。

　　早在一年多以前的2004年8月末，北京举行中国外交部第10次驻外使节会议。会议的规格是前所未有——中央 政治局九大常委全部出席了此次使节会议，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商界的注意。

　　胡锦涛在会议上指出，要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推动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要 增强我国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健全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改进工作作风，满腔热情地为在国外的我国公民 和法人服务。

　　经济外交由此被确定为今后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其根本就是利用外交资源和手段为经济服务。

　　要尽快改变中国外交传统上重政轻商的习惯，加强经济商务外交，加大外事部门为中国海外企业服务的力度，帮助中 国企业真正实现走出去的战略。

　　外交部第10次使节会议后，国务院紧接着又召开了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今后的外交战略 ，强调加强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

　　如果以第10次使节会议召开为分界点，那么，外交资源由此步入向中国商界开放的阶段。

　　在外交部的安排下，2005年10月，利用外交资源为企业走出去服务的“总动员”迅即在国内4个省展开。

　　一次安排缜密的天使行动

　　受外交部部领导委托，2005年3月14日~15日，外交部国外工作局局长宋涛前往深圳，与华为技术公司、中 兴通讯公司进行了座谈。随后，外交部先后派人到地方为10月驻外使节团访问进行了小范围的前期调研。

　　一向在公众面前神秘而低调的中国外交官，刹然间成群结队叩敲经济社会大门，一些敏感的民间人士称之为“天使行 动”。

　　整个调研分为两个组团进行。10月22日，以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沙祖康为团长的第一组使节团离京前往浙江。前 往调研的大使、总领事、参赞接近50余人。

　　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温州是使节代表团调研浙江的第一站。接下来，使节团调研了绍兴、义乌、杭州三地民营企业“ 走出去”的情况。

　　27日，第一组使节代表团结束浙江调研后前往河南。

　　与此同时，以驻菲律宾大使李进军为团长的第二组使节团24日从北京前往河北调研，参与调研的大使、总领事、参 赞近40人。27日，第二组使节团前往广东深圳。

　　在深圳，使节团调研了华为技术公司，中兴通讯公司。此后，使节团先后调研了东莞、佛山、顺德、广州。

　　外交部国外工作局一人士称，外交为经济发展做一些实事，已经成为外交部从上而下的一种共识，让驻外大使们了解 经济，懂得经济，成为通才，是外交部部领导交办的一项任务。

　　宋涛说：“为经济服务，维护海外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外交部党委考核驻外使领馆党委执政能力的一个 重要指标。”

　　负责组织此次大使调研的外交部国外工作局一位人士称，了解不同地区企业“走出去”所遇到的不同情况和各自的不 同诉求是这次调研的一个主要目的。

　　据悉，在对浙江、河南、河北、广东的调研过程中，对民营企业的调研占整个调研内容的80％以上，对民营企业的 调研又主要集中在电子类产品和制造业。调研过程中，企业发展概况、“走出去”战略所面临的困难、企业竞争优势等都是大 使调研的主要内容。

　　在调研过程中，驻外大使不仅要告诉企业我驻在国国家的基本情况及其投资项目，还要把企业的信息带出国门，为企 业与驻在国国家的投资项目寻求合作，这样省时省力又能够提高双方的商业信誉度。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走出去’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很多问题，如对投资国国家的法律了解甚少，贸易纠纷不断 上升等，这也是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障碍。”一位参与调研的大使说：“系统地思考企业在走出去所面临的具体问 题，并为之找到一个可以解决的办法。”

　　民间的门并不好敲

　　11月，温州。

　　“邀请函是发来了，不过因为公司的事情很忙，王总(王振滔)没有去杭州参会。”11月2日中午，刚刚接待完一 个外地客商的奥康集团副总裁吴守忠，用略带遗憾意味的口吻对本刊记者说。

　　他所说的会议,是一个星期前，外交部驻外使节浙江考察团在杭州举行的一个企业家座谈会。

　　“听说现场有将近50多位大使和参赞、领事们，还有120多个浙江老板，省里的领导点名一定要让南董(南存辉 )做一个发言。”正泰集团行政人事部副总经理、新闻发言人廖毅告诉本刊记者，事实上，南存辉和很多大使们已经是老熟人 了。

　　不过，像正泰这样的企业毕竟是少数，这次名为“外交为企业海外发展竭诚服务”的活动，让身处浙江的众多民企老 板首次面对如此阵容庞大的外交官团队。

　　更多的民企老板甚至想都没想过——外交官所拥有的资源中——哪些是企业可以利用的以及通过何种途径利用。在没 有任何规则的情况下，“外交无小事”的政治寄言，一直令民营企业家对这一神秘的群体充满期待但又望而却步。

　　“外交官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机制几乎没有，除非出现重大法律纠纷甚至涉及人身安全问题，不过那个时候外交官就要 主动来找企业了。”中国贸促会浙江分会法律事务部部长吴兆平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地方外经贸部门也坦言，企业不愿意跟“外交”打交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现实的问题不好解决。“在浙江，大 多数民营企业跟外交官之间并不是很熟悉，公对公地要求一些不属于商务部派出机构的外交官提供帮助，显得有些不合我们的 ‘国情’。”浙江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以下简称“外经贸厅”)一位调研员表示。

　　正因为这种所谓“国情”的存在，很多有“关系”的企业——甚至是国有企业，也并不把利用外交资源看作是一件光 明正大的事情，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多做少说，或者做了不说。

　　不透明的状况更容易产生误解。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对本刊记者分析说，外交部除了为政治服务的意义 以外，在很多情况下，它一度被理解为政府管理企业的部门在国外的延伸，“企业避之唯恐不及，怎么可能经常联系，并请求 它来帮助解决问题呢？”

　　他认为，现有资源和机构设置是足够多了，但整合资源的能力存在问题，“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为企业‘走出去’ 服务的一套机制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问题尤其是出在政府以及半官方机构各自的职能分工上”。

　　TCL版本

　　数十个我驻外使节来访，这对正准备或者已经“走出去”的广东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次认识沟通的绝好机会。“一次 可以积累这么多资源，如果让企业自己出去逐一拜访，恐非几年功夫不成。”一位企业高管坦言。

　　据官方透露的消息，在10月31日，外交部组织的使节团与广东企业座谈会上，参会的企业都是广东“腕级”类企 业，达70余家。包括华为、中兴、深圳航空、广州药业、TCL、美的、广州钢铁、广船国际等。

　　除了向驻外大使咨询各国的政策法律及其一些投资项目外，企业不放过任何提问的机会。涉及的问题包括护照、关税 政策、民间组织、环保标准、劳工法律、市场游戏规则。相当一部分企业还将一些共性问题形成书面意见提供给大使。

　　TCL的上书代表了许多企业的共性诉求，包括：

　　其一，希望建立或完善中国企业之间、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交流的平台或机制，引导中国行业商会在海外有效运 作。首先是可以达到中国企业之间互通有无，在有些项目中可以合作(如：相互使用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其次是可以分享和 借鉴经验、教训和案例；最后是发掘商机。

　　其二，由于缺乏对当地企业经营法律法规关键点的深入了解，希望各使领馆商务处给予指导和案例参考。主要的有： 关税政策、当地税收政策、外汇管控政策(具体如利润汇回中国等)；培训或传授在国外工作应注意的事项以及如何保护生命 财产安全问题。

　　其三，希望企业能够方便地借用中国驻外使领馆资源，在有些政府经贸活动中，安排专门机会宣传中国产品、品牌和 企业实力；争取政府援助项目和工程尽可能采购当地中国公司的产品；帮忙提供当地华人人才的信息。

　　TCL的个性需求包括：在印尼市场，能否协助商务伙伴获取中国签证，提供中国公民领事保护。在印度市场的签证 问题，在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签证需要7个工作日，时间较长；签证有效期为6个月，但每次入境只能停留少于90天，即每3 个月要离境一次，这样既影响工作，又增加运营成本。希望中国政府能与印度外交部提议，缩短签证时间，改签证有效期为一 年多次往返等。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企业需要外交资源帮助，一方面，国家层面也把利用外交资源为经济服务列为一项重要的实 践目标，愿意为企业提供帮助。双方需求之间的断层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一个机制来解决呢？

　　据外交部人士透露，目前还没有一个系统的外交资源经济化的机制，但是，回国休假或者述职的外交官定期访问企业 调研制度已经建立。在系统机制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帮助企业走出去的有效方法。

　　而事实上，早在1998年第九次使节会议后，外交部就已经开始为中国“走出去”进行前期的热身运动。当时外交 部在地方选拔了一批外交官，同时也下派了一些外交官到地方挂职锻炼。

　　2004年底，在外交部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就中国企业利用外交资源方面的问题，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提出4 点建议：加强企业对中国驻外使领馆信息资源的利用；加强企业对外交官权威渠道的利用；加强企业对中国前资深外交官人脉 资源的利用；加强国家对海外中国企业及其法人代表合法权益的保护。

　　与此同时，包括商务部在内的国家相关部门正在规划对外开放的新战略和新布局，改革审批制度、外汇管理、银行信 贷等相关政策也正在制定之中。

　　一位前外交官称，依托系统化的机制平台来解决外交资源释放和需求，还需要一个过程。除了国家层面的推动外，在 省市也应该建立中小企业“走出去”服务中心，便于系统化地与中央资源进行有效对接。

　　前面是广东

　　2004年底，广东省外事办获悉外交部将在2005年组织规模庞大的使节团到地方调研的消息后，在2005年 初即向外交部提出了申请。

　　广东省外事办一部门负责人透露，利用外交资源为企业走出去服务，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广东从2000年前就已经 开始了。

　　由于广东是外源型经济占主导地位，不断增加的贸易案件、国家贸易摩擦、人民币升值压力等都让广东企业感受到前 所未有的压力。构建立体外交资源，为企业化解走出去的障碍就成为广东省外事工作的一个新命题。

　　企业要实现走出去战略，首先必须确保企业的人能顺利地走出去。在搭建了资源平台和推动政府间高层经济外交的同 时，广东省开始从法律和政策上解决，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人在走出去问题上面临的比较繁琐和复杂的难题。

　　2003年，广东省在全国率先突破禁区，出台了《关于为民营企业人员循因公渠道出访的试行办法》，同时作为广 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为扶持发展民营经济的配套文件下发执行。“民企人员办理因公护照，并按照国家公职人员的待遇和要求 来进行管理，这在过去无论是从理论和政策都是没法突破的。”广东省外事办一人士透露，为解决企业走出去遇到的这些具体 问题，广东省实际上在十六大之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那时是名不正言不顺。

　　从资源构建到高层出访推动到政策法律的创新突破，是否意味着广东企业在走出去问题上从此就一马平川？

　　有数据显示，2004年，广东省对外投资获得的合同金额总计为几十亿美元，相对于广东省过万的GDP，广东企 业走出去仅仅为起步阶段。与此同时，广东省每年经贸活动签下的订单都是数百亿，但真正落实后的结果同样让人感到遗憾。 广东省政府一官员认为，“在企业走出去问题上，各职能部门之间缺乏一个事后沟通跟进的服务机制，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制 定的关系到企业走出去的一些改革措施、服务措施还不到位。”

　　广州金鹏集团通讯实业公司海外事业部副总经理董雄英提到，因公司要在印度开设办事处，当地又没有国内银行的派 出机构，只能通过外资银行如汇丰、渣打办理，由于公司的开户银行又在国内银行，所以，公司就没有办法在外资银行获得贷 款，这样，公司周转资金就会紧张。由于国家外汇管理很严格，出去只能携带现金5000美元，即便携带

　　同时，改善境外投资审批制度、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建立企业财产海外保护制度、针对企业走出去涉及的一些法 律政策的制定等都急需完善。

　　目前，境外投资办厂审批多部门(省市相关部门、国家商务部、外汇管理局)、多层次(地方初审后报中央审批)， 审批手续复杂，审批时间过长。目前为止，我国尚无海外投资的整体战略和行业规划，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等。 由于对境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导向、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 恶性竞争。在海外投资的保护制度上，缺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没能提供充分的保护 ，使一些投资政治风险较大国家的企业，遭受经济损失而得不到补偿。如中兴通讯在刚果(金)投资一项目，合同签订后刚果 (金)发生政变，致使项目两年没有结果，由于没有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该损失得不到补偿。

　　广东的“走出去”实践显示，虽然外事部门已经构建了丰富的外交资源体系，但是，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需国 内相关配套的“走出去”制度体系，走出国门之后，还需建立一套利用外交资源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的制度体系。只有如此，无 论是广东还是其它国内的企业，才能更好地“走出去”。

　　(本刊记者胡家源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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