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禽流感逼近人类

　　禽流感仍然是一团谜。

　　11月7日，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李钟郁说：“禽流感引发的人类流感大流行正在逼近，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发，但我们知道它将会爆发。”

　　同一天，同一地点，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贝尔纳·瓦莱特却说：“人类流感的大

流行并非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

　　但在中国，禽流感已经是一个现实危险，今秋已波及到了6个省区的至少10个地方。更为麻烦的是，它似乎正在由禽鸟向人类袭来。

　　11月15日，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说，从临床和流行病学方面看来，湖南的两个病人与禽流感病例"相当相关”。

　　谜团越来越接近揭晓——中国首例人类禽流感越来越“疑似”。

　　再次保卫北京

　　与两年前北上临危受命时相比，北京市长王歧山这次有了更多从容应对的余地，但其行动仍然一如既往地具有王氏风格——目前尚未见禽流感报告的北京，迄今采取的一些措施较之许多疫区更为严厉。有北京官员透露，在市政府的有关会议上，王岐山的决心异常坚决。

　　★ 本刊记者／孙展

　　北京正在度过有记录以来最为漫长的秋季。

　　截至11月14日，北京秋日已达63天，成为自上世纪50年代有完备气象记录以来最长的秋天。气象专家们解释说，今年入冬相比往年推迟了半个月，这与大气环流的异常有关。不仅在北京，北中国大多数省份的秋天都比往年要更长些,“中国北方冬天集体迟到”。

　　对于那些忙于在秋天迁徙的候鸟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迁徙从10月中旬就已经开始，要持续到11月底。温和的气候会使它们在迁徙的路途中更少一些严寒之苦。

　　但是与往年不同的是，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它们的行踪，布满全球的监测点在密切注视着这些迁徙候鸟的一举一动。

　　“目前一切正常。” 11月11日，北京市林业局严防候鸟传播禽流感领导小组办公室高级工程师张铁楼与同事巡查了几处候鸟监测点之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北京，86个监测点广泛分布在市区和郊县的各个角落。“湖泊、水库、池塘等水面是我们监测的重点区域。”张铁楼解释说，仅自11月1日实行每日报告制度以来，监测的各类侯鸟数量已达到7万只以上，而这也仅仅是迁徙或过境北京的候鸟的一部分而已。

　　北京市林业局已经动用了数万名专职和兼职人员来关注鸟儿们的动向。

　　幸运的是，迄今鸟儿们还没有把禽流感病毒散播到北京。不幸的是，它们已经逼近到北京的眼皮底下——禽流感仍呈蔓延之势的辽宁锦州，距离北京只有500公里左右，按照候鸟的飞行速度，数小时就能到达。

　　北京人对两年前的SARS之祸记忆犹新,这一次他们决意不再重蹈覆辙。这个城市正采取空前严厉的措施防范禽流感来袭。

　　11月6日，北京宣布取消市内的活禽交易，并对全市的花鸟交易市场进行整顿。连鸽子们也被关进了笼子，暂时禁止在天空飞翔。

　　除此之外，北京38家设立有流感监测点的医院也已经开始实行每日报告制度。从天到地的监控网已经开始运作

　　11月10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与市长王歧山一同来到通州区八里桥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检查暂停活禽交易的情况。与两年前北上临危受命时相比，王歧山这次有了更多从容应对的余地，但其行动仍然一如既往地具有王氏风格——对目前尚未见禽流感报告的北京，迄今采取的一些措施较之许多疫区更为严厉。香港媒体评论说，“这种防患于未然、提前激活的措施虽然可能被批评为有些紧张过敏，但有北京官员透露，在市政府的有关会议上，王岐山的决心异常坚决。”

　　与两年前相比，北京市民则更显从容。集贸市场内冰冻禽肉的交易仍在继续，数名摊贩向记者表示，尽管成交量比往日少了许多，但依然还是有不少人购买。“没有那么可怕。”一名购买禽肉的市民说。即使一度出现北京已发现禽流感的传言，也没太惊扰北京人的生活。

　　“我们不会去隐瞒什么，一旦出现候鸟异常，会在一小时之内上报。”张铁楼肯定地说。

　　但是对于数十万迁徙候鸟来说，北京的86个监测点显然只能观测到它们当中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到了11月底大规模的候鸟迁徙结束，这种人鸟之间的防备战也不能告一段落。张说，“现在谁也无法保证零星的候鸟不能传播病毒。因此，监测肯定会坚持下去。”★

　　“这是中国第一次向WHO报告怀疑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病例，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首例人类禽流感仍然“疑似”？

　　★ 本刊记者/朱雨晨(发自湖南) 安然 冯亦斐(发自北京)

　　深秋，多日来被烟雨笼罩的湖南湘潭，成为全球媒体瞩目的焦点——这里出现了中国内地第一个人感染禽流感的疑似病例。

　　贺氏姐弟及另一位患者宋湘波的病因，迄今仍未揭晓。而诊断过程更是一波三折。

　　在境外媒体报道贺氏系感染禽流感致病之后，10月28日下午，中国卫生部应急办公室主任陈贤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经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采集的患者标本进行禽流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两起病例(贺氏姐弟)均已排除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可能。

　　此时，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发言人洛依·华迪亚对媒体表示，世卫期待重新化验中国湖南姊弟的病因，以确定这起个案与禽流感无关。他还说：“如果中国想释除外界对这起个案的疑虑，接受世卫提出在香港或其它地方进行化验的要求是必要的。”

　　11月6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又宣布，三例病例“不能排除人感染H5N1禽流感的可能。”

　　同时宣布，卫生部将邀请世卫专家来华共同开展有关病因的进一步调查工作。

　　卫生部说法的反复，引起了外界的疑虑。而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共同调查，显然有助于澄清似乎已成惯性的疑虑。

　　11月14日，世卫(WHO)的专家来到了湖南。他们分别是WHO官员穆罕默德·阿姆里、WHO驻华代表处传染病预警与反应协调员霍居里，专家安格斯、利千基和塔维。他们的专业背景主要是流行病学、医学和公共卫生，对禽流感的爆发和调查有一定经验，其中一人曾经在泰国调查过禽流感的情况。此外，在北京，WHO还有两名专家和中国专家一起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工作。

　　“这是中国第一次向WHO报告怀疑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病例，是非常有意义的。”洛依·华迪亚对本刊说。

　　11月15日,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长齐小秋表示，从临床和流行病学方面看来，湖南的两个病人与禽流感病例“相当的相关”。

　　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则向本刊记者表示，“卫生部很快会给一个正确的结果。”他强调说，“发布这个结果应该是很慎重的，因为假如这些患者最终被确诊为禽流感，这将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人感染禽流感的病例。”

　　贺氏姐弟的肺炎之谜

　　湘潭县射埠镇湾塘村和平组的12岁女孩贺茵，于2005年10月17日死于长沙的湖南省儿童医院。第二天，她的弟弟，9岁的贺俊尧也因为同样的“发烧”，被送进省儿童医院抢救。

　　此前，10月初，贺家已经出现了鸡鸭生病，很快病死。贺家四口都吃过死鸡鸭肉。

　　他们的父亲贺铁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贺茵姐弟体质都较差。后来湖南省儿童医院的一位大夫也曾对记者说：“贺俊尧的体重仅为22公斤，这个数字明显偏低，9岁男孩的正常体重应该是28公斤左右。”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贺茵于10月13日出现发烧。贺铁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直到贺茵死，医生都没有怀疑到禽流感。治疗的时候医生都没有带面罩，只有在面对面的时候才戴。”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贺茵死后当天即被火化，且医院只采集了她的血清样本。贺铁光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尽快回家。农村的风俗也是这样。这个不能怪医院。”

　　贺氏姐弟和鸡鸭的关系，直到贺茵死后才被发现并上报。10月18日中午，较早收治贺家姐弟的湘潭市妇幼保健院，将病人情况电话报告给湘潭市岳塘区CDC(疾控中心)。半天时间内，消息已经一路送达湖南省卫生厅和湘潭市农业部门。

　　最先给出明确诊断的是鸡鸭的死亡原因。截至10月18日，和平组共有13户村民饲养的家禽发病死亡545羽。10月25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确诊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射埠镇湾塘村马上被划为禽流感疫点，禽类开始被扑杀。

　　但是贺氏姐弟的病因一直是个谜。

　　他们共同的症状是发热，不过贺茵咳嗽，而贺俊尧不咳，咽喉痛。直至贺茵离世和贺俊尧出院，医院的诊断结论都是“重症肺炎”。湖南省儿童医院院长祝益民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为：“贺茵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贺俊尧是‘重症支气管肺炎’。”在贺铁光提供的贺俊尧病历上，出院小结中写的是“病毒性肺炎”。

　　祝益民向记者坦陈，儿童医院一直是以重症肺炎的方案对贺俊尧进行治疗。院方提供的材料显示，10月19日上午院方的第一次专家会诊意见中写道，“临床上应高度考虑不明原因肺炎，应排除人禽流感”。

　　经过几天的用药，10月21日贺俊尧的体温已经正常，精神、食欲、睡眠好转。23日第四次复查胸片显示肺部炎症有吸收，病情逐渐被控制，至31日已经停止使用所有静脉输液和抗生素治疗，仅口服药物。

　　10月18日和19日，湖南省CDC对贺俊尧两次进行咽拭子和血清采样，进行禽流感、流感等相关检测。

　　10月27日，卫生部专家组抵达长沙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于当晚采集了此时贺俊尧的相关标本。

　　10月下旬，贺氏姐弟的病已经惊动了世界舆论。28日上午，省儿童医院从湖南省CDC方面获知，实验室检测贺氏姐弟样本均为禽流感病毒阴性。

　　当天，卫生部专家组成员杨维中对新华社记者说：“没有证据诊断湘潭禽流感疫区死亡女童贺茵患有高致病性人禽流感。”。

　　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应急办公室主任陈贤义通报贺氏姐弟的病情描述为：“经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患者采集的标本进行的禽流感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对此，新华社发表了一则快讯，题为《目前我国没有发现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病例》。

　　但这只是诊断过程一波三折的开始。

　　第三个病例

　　10月28日，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仅通报了贺氏姐弟的病毒检测结果。同日，湘潭县的另一位重症肺炎病人宋湘波已经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四天，刚刚开始好转。

　　宋湘波是一名职校老师。10月15日，宋家请客，宋的妻子在农贸市场买了一只鸡。摊主帮宋妻将鸡毛褪好。鸡拿回家之后，宋湘波把鸡从中间剖开，把内脏都扔进了下水道。切鸡的时候，他的右手掌内缘靠近手腕处被划开一道伤口。

　　当时宋祥波没有把这个小伤口当回事。后来湘潭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曾建平对《中国新闻周刊》描述说：“伤口很小，表皮都没有完全破，血也没出。”11月11日面对记者的时候，宋湘波的右手包扎已经完全解除，连伤口都看不见了。

　　第二天，宋把剩菜喂给家里养的7只鸡。不料过了两天，家里养的鸡每天病死一只，连死了两天之后，宋湘波把剩下的五只杀掉，用盐腌制起来，病死的鸡则被掩埋。

　　还没等到吃腌鸡，宋湘波已经发烧了。他一开始去的是县中医院，拍了胸片后结论是肺炎。他联想起自己和鸡曾经密切接触，而且有伤口，怀疑到了禽流感上，于是自己到市中心医院就诊，马上被送进了重症病房进行隔离治疗。他说记得是在星期六，记者查证为10月22日。

　　市中心医院感染科主任贺朗秋向《中国新闻周刊》回顾他的病情为：“24日至28日，肺部炎症有进展，高烧不退。医院为此还发了病危通知。28日是个转折点，体温开始下降，31日之后肺部的病变也不再恶化，情况才算稳定下来，一直到现在没有反复。”

　　副院长曾建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医院收治宋湘波的当天，就向区CDC作了报告。他们当天就采了样回去。10月24日到28日之间，省里来采过三次样，是咽部的分泌物、痰液、血液等样本。到目前为止给我们的结论都是禽流感方面为阴性。29日，卫生部的专家组到湘潭来会诊，同意我们的治疗方案。”

　　院方至今也无法确定宋湘波的肺炎病源。曾建平说卫生部专家做了一个初步的推断，基本排除人感染禽流感。理由是宋湘波高烧的第二或第三天，院方用了一种名为左氧氟沙星的抗生素，之后不久宋湘波的体温开始下降。

　　“卫生部专家认为这种抗生素起了作用。因为抗生素针对的是细菌。而禽流感是病毒，抗生素应该是无效的。”曾建平说，“专家比较倾向于军团菌感染。”

　　医生们强调，确定宋湘波的肺炎病源，只有上级CDC的实验室检测结果公布出来才行。他们得到的消息，一直是禽流感病毒检测为阴性。11月6日的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的通报中，宋湘波的病例被第一次提及，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不能排除人感染禽流感”

　　11月6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再次通报了湖南省湘潭县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有关情况。三例病例都被称为“不明原因肺炎”。贺茵和宋湘波的“H5N1禽流感相关检测均阴性；SARS相关检测阴性”。唯有贺俊尧的检验结果中，赫然出现了：“除1份H5可疑阳性外，其余H5N1禽流感病毒相关检测均阴性。”

　　因此，卫生部宣布：“不能排除人感染H5N1禽流感的可能，确切病因需要实验室进一步检测。”

　　这条消息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11月1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和卫生部公布的稍有差别，他说，在上述患者的实验室检测结果中，“禽流感方面只是出现了可疑阳性，即H1、H3、H5抗体都呈现阳性。”他又说，“患者H1、H3、H5呈阳性是什么时候得的？是不是同时得的？抗体不能告诉你，除非还采有恢复期抗体。此外，还有实验误差的问题，因此要等待进一步证实。”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李俊华则说，“血清抗体阳性只是说明最近，或者很多年以前感染过，它只是一个‘痕迹’，至于这个‘痕迹’是怎么留下来的，还需要一系列的实验结果来判定。”

　　据大连市友谊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学博士张忠鲁介绍，某些既往接触过禽流感病毒的人，比如养鸡户、屠宰工人等，可以成为隐性感染者——虽然他们血清中的某些抗体呈阳性，但是可以不发病。

　　张忠鲁是大连市防治禽流感临床专家组成员，他对此进一步解释说，“在感染者血清中，某些抗体在理论上可以保持十年、八年，所以抗体只能作为回顾性诊断，不能作为实时诊断的依据。”张同时指出，“可以对血清抗体进行动态观察，根据抗体随着时间而衰减的程度，能够判断病人是否属于急性期的感染。但是，如果未能获得病人发病初期和恢复期的双份血清以进行对比观察，血清抗体检测就难以作为确诊的依据。”

　　实际上，比血清抗体更为明确、灵敏度更高的检测方法是从呼吸道标本中直接分离出禽流感病毒，或者检测到病毒基因。在卫生部今年8月份公布的最新版《人禽流感诊疗方案》中，这两项检测都作为确诊病例的主要依据。

　　据张忠鲁介绍，病毒的分离需要大约一周的时间，而用一种叫做“RT-PCR”的方法检测病毒基因，一天就能出结果。但是，取自呼吸道的标本应该在病人感染后3～6天采集，这样最易检测出病毒，如果错过这个采集时机，病毒就不容易分离。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因素也会影响检测的结果，如果这些因素导致检测结果呈阴性，对病人最终进行确诊或排除都将变得十分困难，这样的结果将是无法弥补的。

　　李俊华则对本刊说，“所有的标本我们都已经交给国家(疾控中心)了，除了媒体上公布的、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上说过的结果，我没有任何新的信息告诉你。”

　　他向本刊记者证实，在他们送交国家疾控中心的标本中就包括直接取自患者呼吸道的“咽拭子”，但他没有向记者提供这些标本采自患者发病后第几天的信息。

　　从贺俊尧和宋湘波的病历来看，分别于10月22日和29日，他们的病情开始好转并稳定，此时采集的血清和咽拭子标本，即使已经属于恢复期，也需要一段时间培养病毒，10月底无法得出排除禽流感的最终结论。因此虽然当时各级CDC的说法都是：检测结果为阴性，但这并不是最后的结论，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检验结果。

　　而且，从时间上判断，湖南CDC进行病毒检测的时间早于国家CDC。如果国家CDC的检测样本是由卫生部专家组于10月底采集得到的，截至10月28日能够公布的检测结果也仅为湖南省CDC的实验室做出的阶段性检测结果。

　　11月14日，陪同世界卫生组织赴湖南调查的一位中方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了湖南省CDC和国家CDC进行病毒培养试验的确有先后：“湖南先做，同样的标本送到国家实验室去做。北京的试验就是在曾经做过SARS检测的P3实验室里。”至于为什么检测结果会有不同，他表示不便透露详情。

　　卫生部疾控司司长齐小秋则承认湖南和北京两地检测结果有异，他解释说，第一是地方没有这样的病例， 他们也是第一次检测，基层技术人员的水平有限；另外一方面可能在疾病的发生过程当中，采样的标本出现一些问题。如果是在病初期的时候，人不可能有抗体，但我们现在检测的男孩抗体，显示是阳性。

　　WHO驻华代表处发言人对本刊说：“我很怀疑下周就能拿到结果，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应该可以。”★

　　辽宁禽流感扩散之谜

　　发生在辽宁省黑山县的禽流感疫情从10月5日最初出现症候到11月3日被最终确诊，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而疫情此际却成燎原之势。

　　★ 本刊记者王刚(发自辽宁锦州)

　　11月12日，辽宁黑山台村。

　　一条寂静的小河把这里分成东、西。这个生活着700多户村民的地方如今已不闻鸡犬之声。上周，这里的最后一只鸡被扑杀了。

　　这天晌午，养殖户阮永山开着拖拉机驶到了村口， 他看见几个男人蹲在村头的矮墙下使劲地抽烟，女人则呆站在一旁。

　　看见阮永山，大家谁都没有向他打招呼，赶紧把头扭了过去。

　　这些人始终认为，是阮永山把病带给了全村。

　　10月5日，传闻阮永山家的鸡最先得了一种怪病，从那一天起，村里的鸡开始每天以两三百只的速度莫名死去。

　　后来直至蔓延到全县18个镇子中的15个。后来600万只家禽被扑杀。

　　阮永山卖鸡

　　拖拉机的声音来到阮家门口，阮永山扯开嗓子喊着大儿子的名字，阮飞，去把鸡粪埋了。

　　大儿子说，我不去，政府说鸡粪传染，让我们离远些。

　　家里的鸡粪以前可以当肥料卖钱，两个儿子抢着去送，如今鸡杀了，响应政府号召，鸡粪必须统一埋在村外，两个儿子谁都不去了。

　　阮家今年养了7000多只鸡，疫情蔓延后，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扑杀了最后活着的2400只，每只补贴了10元钱，鸡粪留给农户自行处理。处理完它们，阮永山将迎来彻底的农闲。

　　自从鸡年开春，阮永山就没有消停过一天。

　　去年阮家养了4000只鸡，一年下来净挣六七万，平均一只鸡能挣到15～20元。到了今年，黑山县的鸡蛋销路被打开了，阮家尝到了甜头。用他的话说，就是“开足马力，大干一年。”全家把去年的收入全部投了进去，新盖了3间鸡舍，还买了饲料研磨机，养殖量一下子增加到了7000多只。

　　而事与愿违，开春的时候先是鸡蛋产量上不去，后来换了鸡苗，“从8月份开始，乱七八糟的病就从没有停止过，几乎每天都会死上20～30只。”

　　因此，发生在10月初的这场病，起先并没有引起阮永山的注意。

　　10月5日，那个疫情最初发生的早晨，阮永山先是到育苗室看了看刚满40天的鸡雏，没有发现异常。这2000多只鸡苗是他帮大儿子育的。

　　随后他去了后屋，这里有3600只正处于产蛋高峰的成年鸡，在这里，阮永山感觉到了异常，靠近门口的那个鸡笼的鸡已经有几天不吃不喝了，样子看上去蔫蔫的。

　　就在阮转身去叫儿子的工夫，死亡降临了这里，笼子里的鸡东倒西歪地开始相继瘫倒。“没有流血，也没有抽搐，就像喝醉了跌倒一样，但是再没有站起来。”阮永山随后向村里卖兽药的四川人描述。

　　阮永山的大儿子阮飞，上过高中，自学过家禽养殖技术，立马想到的就是禽流感。“最近，电视上都在说这个病，如果真是就坏了。”儿子对爹说。

　　而卖兽药的四川人却说是新城疫。

　　阮永山相信了四川人的看法。新城疫，又叫鸡瘟，这病很常见。

　　父子俩在疫情出现的第一刻，产生了分歧，儿子认为是禽流感，决定赶紧卖鸡。而父亲选择了医治，鸡不能卖。

　　当天，后屋死了400多只成年鸡，阮永山给活着的一部分灌了药，把看上去活泼的一些，搬到了前屋隔离观察。

　　10月6日，相安无事。原以为药见效了，可是第二天，又有100多只鸡死了。

　　就在这一天，阮永山在村口碰见了同村的养殖户史学明，得知史家的鸡得了新城疫，昨天死了100多只。

　　10月8日，一帮收鸡的人站在了院子里，儿子才对阮永山说，我要卖鸡。

　　这些鸡正在产蛋高峰，现在卖肯定亏本。为此，阮永山和儿子吵了起来，儿子认为，这个病没得治，肯定死，趁活着还能卖个好价钱。

　　最终儿子说，这些鸡里有一半是我的，你不卖，我卖。于是，儿子将2000只成年鸡以每只10元的价格卖给了鸡贩子。

　　晚上，老阮在村口听人说，同村李国富家里的鸡也得病了，今天给鸡贩子拉走了好几车。再后来，传说鸡得病的养殖户越来越多。

　　在台村，家禽得病被认为是异常忌讳的事情，养殖户之间互相打听疫情更是犯忌。大家不走动、不串门，以防将病带过去。于是，各自家里鸡的怪病未事声张。

　　疫情在私底下蔓延，而卖鸡的行动却大张旗鼓地拉开了。从10月10日开始，每天都有鸡贩子的车进进出出。

　　这期间，阮永山的鸡还在陆续死去，黑山县的兽医曾经来过一次，依旧诊断为新城疫。

　　11日，阮永山开始给鸡注射四川人卖给他的新城疫疫苗，收效甚微。鸡每日死亡100多只。

　　15日，阮永山开始给鸡注射县兽医站提供的三联四价灭活疫苗。这种据称可防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和禽流感三种病的特效药，依旧不见效果。后来政府宣布，这个疫苗是由内蒙古生物药品厂未经批准，非法生产的疫苗。

　　10月17日，阮永山家里的鸡集体见病，他终于撑不住了。第二天，阮永山以每只1.5元的价格向鸡贩子售出了1000多只病鸡。“当时由于村里人都在卖鸡，鸡的价格已经很贱了。死鸡一只5角至一元块，活着的1.5元一只。”

　　疫情终被确认

　　台村禽类的大面积死亡终于引起了黑山县的注意。

　　10月22日，黑山县将疫情上报给锦州市农业技术委员会畜牧兽医处，称该县出现疑似禽流感疫情，初步诊断为新城疫。

　　“我们接到疫情报告后，立即将采集的样本送到沈阳，再由沈阳送至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因为禽流感的疫情必须要到国家唯一指定机构——哈兽医进行鉴定，从送报到出来结果，一般需要10～15天的时间。” 锦州市农业技术委员会畜牧兽医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

　　11月2日晚8时，哈兽医检验结果初步确定为H5亚型。黑山县的禽流感疫情最终被证实了。

　　随后，有专家分析，此起疫情疫源可能来自候鸟，因为黑山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至11月4日，已发现20多只喜鹊等野鸟死亡。

　　而台村的养殖户们却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们认为鸡病是每天来来往往的鸡贩子带进村的。“去年来黑山倒蛋的鸡贩子少，到了今年几乎天天都有外地车开进来。”村里的“倒蛋专业户”李国富说。

　　这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在10月26日，辽宁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报道称，黑山县远近闻名的养鸡村、八道壕镇冈台村的养殖户们，早“在半个月前”便发现家养的鸡不吃食、发蔫、粪便呈黄绿色，几天后便开始莫名其妙地死亡……但当时被黑山县畜牧局检验认为是“鸡新城疫”。

　　11月5日，从16时开始，辽宁省组织相关人员，对黑山县禽流感疫区内的家禽进行强制扑杀。

　　阮永山家里奄奄一息的2400只鸡终于等到了扑杀，并随后得到了每只10元的补偿。

　　截至11月6日12时，整个黑山县共扑杀疫区家禽600多万只，而据保守估计，该县蛋鸡存栏量至少在1500多万只。其中，不在补偿范围内的死鸡数量据估算超过百万。

　　11月9日，养殖户集体找到黑山县委书记反映情况，希望死鸡也能得到适当补偿，县委书记称，先把数字登记一下，问题将来会得到解决。

　　政府只补偿活鸡、不补偿死鸡的做法引起了黑山养殖户的不满。个别养殖户开始藏觅、瞒报死鸡的数量——死鸡卖给鸡贩子最少一只1元，而交给政府却分文不获。

　　一条死鸡外流的通道在封锁区仍然存在。在疫情爆发后，仍有为数不少的死鸡通过不同途径被运往省外。据养殖户自己称，这些死鸡流向了北宁、大连等地。

　　随后，第二波疫情出现在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大阪镇朝阳村和锦州市南站新区大村，再后出现在锦州市辖内的北宁市。

　　其中，锦州市南站新区大村、锦州市北宁市均为辽宁省内大型禽蛋批发市场的所在地。

　　11月9日，据《东方早报》报道，黑山当地公安机关传讯了八道壕镇动物检疫站长赵永河。公安机关怀疑该人在封锁期间为鸡贩子发放通行证。

　　据悉，在疫情封锁期，所有禽类产品运出黑山需要由镇动物防疫部门检疫后发放通行证。而八道壕镇动物检疫站长赵永河那些天就住在村里发放通行证。

　　一个畜牧大省的雄心与软肋

　　疫情对正处于兴奋期的辽宁畜禽业和养殖户们是当头一击。

　　2004年，不止是阮永山一家，整个辽宁全省的家禽养殖户都在为鸡蛋行情的持续走高而兴奋不已。

　　这一年，中国东南各省相继遭受了禽流感疫情。作为无疫区省份的辽宁，鸡蛋销量剧增。其中以黑山、阜新、北宁为主的辽宁中西部农业区禽蛋产量占到了全省总量的2/3。

　　鉴于这个形势，2004年初，辽宁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倾农政策，其中“畜牧业倍增计划”最为瞩目。按照该计划，到2007年，辽宁全省畜牧业各项经济指标将翻一番。此前，辽宁全省蛋鸡出口在全国居第5。

　　2004年，该省禽蛋产量同比增长12%。2005年1至9月同比增长18.5%。

　　与高效发展的畜牧业相比，辽宁省内动物防疫体系的建立却显滞后，特别是市、县两级动物卫生监督管理机构，已经到了“线断网乱人散”的地步。

　　辽宁省畜牧技术推广站的叶玉忠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这并非辽宁省独有的现象，全国各省都存在这样的矛盾，只不过在畜牧业加速发展的这里显得比较突出。

　　在辽宁的政府机构改革历史上，每改革一次，畜牧部门就弱化一次，到2000年，省级的畜牧管理机构变为畜牧兽医总站，14个市级畜牧管理机构只剩3个。74个农业县区2/3的畜牧管理部门被撤并，乡镇兽医站由农业综合站所取代，这次地方政府的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是历史上对畜牧兽医组织体系冲击最大，“线断网破”最彻底的一次。

　　在锦州，原畜牧局下属的兽医站被并入农业技术委员会的一个科室。

　　而更下一级的基层动物免疫单位，更是形同虚设。过去在辽宁，乡镇兽医站是国家设在基层的事业单位，平均每个乡镇8.1个编制。而如今多已成了“夫妻店”。

　　叶认为，此次疫情得以在辽宁中西部畜牧业重点区域大面积扩散，正是这个矛盾的集中体现。最终后果虽然至今无法确切估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次禽流感已经毁了辽宁省整个农业生态链条，对家禽饲养业的打击是全方位的，即使疫情过去，家禽业生产消费恢复也需很长时日。

　　11月12日，阮永山告诉记者，10月19日，他曾向锦州市农业技术委员会打去过求助电话，当时一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需先向乡一级兽医机构派出机构反映情况。如果直接找市里，解决方式也是通知给基层。

　　而这位工作人员提到的乡一级兽医派出机构已名存实亡，只剩下阮永山之前反复求助过的那个四川人。★

　　候鸟考验监控罗网

　　中国已布下监测网络监控着鸟类的动向，但它能否捕捉到往来迁徙的鸟儿们？

　　★ 本刊记者／朱雨晨 孙展

　　“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这是《岳阳楼记》中描写的洞庭湖景象。时至今日，洞庭湖依然是中国重要的候鸟栖息地。

　　但今年，候鸟飞处，人们却避之不及。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多处爆发的禽流感与候鸟有关。辽宁锦州疫区，正好处于候鸟由西伯利亚向澳大利亚迁徙的路线上；而洞庭湖，更是候鸟迁徙的重要落脚点。这里距湖南疫区湘潭也不到200公里。

　　自今年3月由国家林业局启动的“全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情疫病监测体系”建设以来，已经建成的国家级监测站118个，省级监测点400多个。国家林业局的相关人士称，这张网络涵盖了全国候鸟主要迁徙通道、迁徙停歇地、繁殖地、越冬地和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域。

　　“今年5月在青海湖发现的禽流感疫情，就是在当地野生动物疫情疫病监测点刚刚建立三天之后。”湖南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处长桂小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建立野生动物疫情疫病监测点的重要性。

　　东洞庭湖保护区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丁树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禽流感的监控，主要是观察有无鸟类大规模死亡。“除了常规的每日巡查，我们已经组织两次大规模拉网式调查，把每日巡查接触不到的点也囊括进去。这种拉网式调查，基本会十天进行一次。”这些点，是指洞庭湖中央的一些滩涂、沼泽，人和船都无法进入，只能在能见度高的情况下，在远处用望远镜观测。

　　全国布网

　　据国家林业局新闻处人士介绍，监测网的建立首先在于全球环境污染加剧，野生动物疫病高发的大背景。国家林业局曾会同中国科学院组织专家对此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建立“全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国务院首肯，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也予支持，已将“全国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列入《全国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

　　2004年，东南亚及中国相继发生禽流感疫情，针对鸟类有可能传播病毒的隐患，国家林业局在2005年3月决定提前启动监测体系建设，成立了专门的疫源疫病监测机构——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总站。

　　湖南省正是在当年4月建立了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浏阳、隆回、湖南省野生动物救护繁殖中心4个国家级的监测站。与此同时还建立了20多个省级监测点。

　　“湖南的情况比较特殊，地理位置上属于全国的中腹，也是从东北到西南迁徙的候鸟的必经之地。主要特点是处在两处候鸟迁徙的起止位置上。冬天从东北方向来的鸟，飞到湖南越冬，每年11月之前到达湖南，次年4月前后飞走；也就是这个时候，夏天从西南越南方向来的鸟，到达湖南越夏，10月前后飞走。”桂小杰说。

　　而来自河北省林业局的消息则称，该省同样建立了3个国家级(海兴县、秦皇岛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衡水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站，以及4个省级(塞罕坝自然保护区、昌黎县林业局、白洋淀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怀来县林业局)监测点，同时成立3个调查组分赴保定、衡水、沧州、秦皇岛、张家口、唐山等地对包括候鸟栖息地、动物园等重点部位进行了督导检查。

　　北京则在市区和郊县建立了86个监测点，据北京林业局相关人士介绍，类似郊区的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密云白河坝下、怀柔水库、顺义汉石桥、平谷海子水库(金海湖)、房山崇青水库、昌平十三陵水库和城区的颐和园、

　　来自众多监测点反馈的信息则表明，到目前为止，候鸟活动比较正常。

　　困难的监测

　　尽管已经初步形成了监测网络，但是对候鸟的监测和观察仍然有相当的困难。

　　中国鸟类环志中心主任楚国忠对本刊记者说，候鸟的观察和监测并非一日之功，需要年复一年的持续工作才能收到成效。中国鸟类环志起步较晚，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慢慢有所改观，环志的鸟类数量在增加，区域也在逐步扩大，因此对候鸟的习性和迁徙路线有了更多的掌握。“但需要做的基础工作还有很多。”

　　此说法得到了桂小杰的印证。11月初，辽宁和越南都爆发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而位于这条候鸟通道中部的湖南也未能幸免。时至今日，三地的禽流感来源，还没有被科学证明与候鸟有关。“即使是和候鸟有关，我们现在也很难确认，到底是越冬的鸟带来的，还是越夏的鸟留下的。现在东北的鸟已经都到了。而禽流感病毒有一定的潜伏期，两种可能都有。”桂小杰说。

　　湖南省林业局一位官员认为，“我们每一个省都相当于国外一个国家大小，候鸟的覆盖面如此之大，118个国家级观测点和400多个省级观测点还远远不够。”

　　针对这次疫情，湖南省林业局设立了一个野生动物疫源疫病检测防治中心站。桂小杰介绍说，具体的工作是将信息通报频率从以前的一周一报，加快为一天一次。“各个检测站点每天5点半之前一定要把当天情况报上来。检测的主要内容是观测鸟类的种类、数量，是否有患病或者死亡的野生鸟类，顺带看一下周边的家禽是否有不正常状态。每天下午6点以后，我们向国家林业局进行当日情况报告。”

　　一个监测站的现实

　　著名的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湖南省内最大的候鸟监测点，按照湖南省的规划，其观测范围覆盖了整个洞庭湖。

　　但如此重要的监测点，现状却是不折不扣的“人财两空”。作为国家级保护区，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经费还是来自所在地岳阳市财政，而从体制上早已应该由湖南省林业厅直接划拨。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丁树雄介绍说，全局共有编制31人，另有超编人员10人。“国家规定自然保护区的保护面积应该是1000公顷一人，东洞庭湖一共是19万公顷，理论上应该配备人员就是190人。岳阳市财政只负担31人在编人员的工资，剩下的只能依靠项目经费和省林业厅的补助去解决。保护区的硬件状况也非常落后，观测基本还是以步行为主。观测点的工作人员每天往往要步行数十公里，10小时以上，才能将所辖区域看一遍。

　　“本来人少地大，我们的工作就有些力不从心。现在的预防禽流感任务加上来，我们已经取消了周末休息，把它当作一个政治任务去完成。”丁树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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