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我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一位79岁的老人，用她那双小脚走过了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百个乡镇、村庄，面对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她拒绝沉默，她的正直与勇气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成为中国民间抗击艾滋病的知名人物。

　　采访-周筱

　　每天的生活费只有10元，但用于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印制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和书籍已花费近100万元；高耀洁医生，一位79岁的老人，在防艾路上走了已近十年。

　　高耀洁花费的100万元包括她获的几个国际大奖的奖金8万美元和全部个人积蓄。截至2005年11月，她自费编印的宣传小报“预防艾滋病知识”已出20期，累计印数102万份。所有书籍和小报，只要来人或来信到河南省文史馆索取(高是文史馆馆员)，一概免费赠送，如果对方没有附上邮票，高耀洁还得倒贴邮资。

　　“这些书和小报只有全送出去才是胜利！”高耀洁用她浓重的开封口音说。从2004年10月至今，仅《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就送出去4万册，很多地方举办艾滋病预防培训班，专门派汽车来拉。尤其让她高兴的是，邻省的几个县乡政府也专门派人向她来要书。但也有让她极为生气的事：某省级图书馆向她要了两万册书，答应逐级发给下属的各市县图书馆，但结果竟是被经办人骗了。“他们发不下去也应该退还给我，我辛辛苦苦印的书怎么能去卖了废纸！我被他们骗了一次，不会再被他们骗了！”

　　这些骗子都该法办！”

　　提到防艾领域的骗子，高耀洁立即怒气冲冲：“现在真是诈骗成灾！想在我身上打主意的骗子太多了，真让我伤心！老天爷啊，怎么会这样？”

　　仅从1999年至2003年的四年间，高耀洁收到8326封来信，就有812封属于骗子信，都是自称发明了百分之百包治艾滋病的中药制剂要求合作之类。但从2004年开始，随着国家出台各项艾滋病救助政策，社会各界也更加关注这一问题，骗子就不再满足于这种低劣的骗术，转而纷纷成立“孤儿学校”“艾滋病救助协会”等机构敛财。有一个姓王的农民成立“艾滋病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所”，多次打电话和上门向高耀洁反映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和孤儿得不到救助的问题，由于当时手头正好没钱，高耀洁提出先给对方寄上几百本书和小报，希望他在当地宣传防艾，不料竟被对方拒绝，表示不需要防艾资料，只需要钱。这使高耀洁起了疑心，随后和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雇车前往调查，在王某家里从中午等到傍晚，也没看见一个艾滋病患者和孤儿。此后，听说王某的研究所搬到了北京郊区，发邮件、打电话向北京各高校募捐钱款，还跑到各国大使馆去要钱，不少大学生信以为真，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大学生就每人每天省下一块钱捐给王某，但后来实地调查的结果是除了装修一新的楼房外，一个患者和孤儿也没有。

　　还有一位农民丁老汉，自称他的二儿子、五儿子和两个侄子都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高耀洁对他很同情，每次他从村里到郑州，都要从高耀洁处取走几百本书和几千份小报去作宣传，高也不时接济他。2004年秋的一天，他带着两个艾滋病患者家属提着5斤芝麻油来拜访高耀洁，说是让她尝尝自家新打的油，高耀洁给了他们每人50元共150元表示感谢。直到今年8月31日，高耀洁才获悉丁老汉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当地黑血站的头目，他从村里的艾滋病患者的政府补助款中扣除了100元，说这钱是那次给高耀洁送礼了。此后他拿着“艾滋病救助协会会长”的名片上门，就再也不要宣传资料和旧衣物了，张口就只要钱。有一个村官，高耀洁募集了一车的旧衣物委托他送到村里，不料他一回村，就把其中的好衣服挑走，看不上眼的就全扔了。“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为了钱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人来了说人话，鬼来了说鬼话，人鬼都来了说胡话。”

　　近年来高耀洁的防艾工作都围绕艾滋孤儿展开，按照高耀洁的定义，艾滋孤儿即艾滋病患者死后留下的遗孤，与艾滋病孤儿不同，他们并未感染。高耀洁曾多次强调当前防艾工作的“关键是孤儿，中心是孤儿，第一位的是孤儿问题”，但现在她发现，比孤儿问题更急迫的是诈骗问题，“钱都到骗子手里了，孤儿能得到什么？诈骗问题已经影响了整个艾滋病救助工作！”“现在应该告诉所有人，尤其是有爱心但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绝对不能盲目地捐钱！骗子们根本就没有人味，借救助艾滋病的名义骗老百姓的钱，这些骗子都该法办！”每每说到骗子的可恶和艾滋病患者的境遇，高耀洁常常激动得落泪。

　　记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骗子来打您的主意？

　　高耀洁：总有骗子在我身上打主意，我总结了有三个原因：一我是个老人，“一个老婆子还不好哄？”其实我不好哄；二我是个女人；三我是中医学院教授，来找我的很多人自称是中医，其实根本就不是中医，竟然说有包治艾滋病的祖传秘方，艾滋病传入中国也才20年，哪里来的“祖传秘方”？他们想不到我有分析能力，我还会派人去调查，我绝不会为了钱和他们同流合污的！

　　仍是“不受欢迎的人”

　　高耀洁用她那双脚走过了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百个乡镇、村庄，调查所见的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几乎全是非法卖血和输血导致的。面对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她拒绝沉默，从而揭开了当地血祸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真相。她的正直与勇气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成为中国民间抗击艾滋病的知名人物。2001年在全球健康理事会“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颁奖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高耀洁为“第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女性活动家”，并向未出席的高医生表示“崇高的敬意”。2003年12月18日晚，在河南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吴仪副总理点名要求见高耀洁，并与她在下榻的宾馆单独长谈近三个小时。

　　尽管如此，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高耀洁仍然或多或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一些基层干部为了所谓的政绩，怕一旦暴露当地病情会影响招商引资的形象，怕公布了真实情况，国家就会要求当地加大防治的投入，这是某些贫困地区的基层官员不愿看到的。

　　高耀洁的新著《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收录了一张华北某地非法血站的照片，照片上的农民争先恐后排队抽血，至今仍然在营业。“卫生部对单采血浆站有严格的规定，他们说自己是正规的，那为什么要在半夜和凌晨抽血？一个人一星期抽两次能行吗？一个人一次抽800毫升能受得了吗？高耀洁这样质问。当地一个村支书指着高耀洁的鼻子大骂：“你想断我们财路啊！”高耀洁义正词严地回答他：“你要考虑民族的兴亡，不是光你一个人发财！”

　　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

　　作为79岁高龄的老人，高耀洁非常担心在她身后，其子女可能被人利用成立以高耀洁命名的基金会等组织诈骗。所以她专门写下遗嘱，独家授权《中国青年》杂志首发，并再三对记者说，“我这个遗嘱一定要公布于众，我不能让自己身后的清白不保！”

　　遗嘱

　　本人年近八旬，既老且病，在世之日有限了。由于晚年从事“防艾”和“救孤”工作，引来了不计其数的骗子和政客来找麻烦。如2003年9月那场离奇的官司，2005年又招来所谓“108名中国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闹剧，我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骗害他人，给中华民族丢脸。我死之后，也不能让这些家伙们在我名下行骗获利。

　　我死之后，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在黄河激流处，永远让她销声匿迹，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如“基金会”“教育中心”等，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我死之后，(你们)不能再受骗上当！切切！

　　高耀洁写于2005年10月1日国庆节

　　现如今，高耀洁进行的已不是近十年前的“一个人的战斗”了。根据2004年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84万人，其中80%以上在农村，且已呈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趋势。在这样的严峻局势下，更多的人开始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斗中。用高耀洁的话说，他们就像“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日洪流的爱国青年，比如她经常提到的有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和北京东珍艾滋孤儿救助项目的李丹(本刊2004年第3期曾有介绍)。

　　高耀洁戏称自己现在是“用技术换劳力”，她有助手、中文秘书、英文秘书、打字员、电脑维修员、印刷工、搬运工……都是她曾经治疗过的病人。高耀洁是治疗妇科癌症和不孕不育症的专家，1990年从医院退休后，单位领导的意思是希望她回去开专家门诊，但她拒绝了。高耀洁说，现在专治不孕不育症的医院遍地开花，但许多都是骗子。 “如果为了名利，我也去开不孕不育门诊了，那些不能生孩子的夫妻都愿意大把大把地拿钱出来啊。但我能推就推，因为我实在太忙了。”国庆期间，高耀洁张罗着要把一批募集来的旧衣服送到疫区去，她找汽车站站长帮忙，站长马上爽快地答应让她的司机专程跑一趟。“站长生了个儿子，司机的老婆吃了我开的药也怀孕了，买药只花了30块钱，所以给我干活可卖力呢。”

　　在高耀洁家中，记者看到她将书拆包后的包装纸一张张叠好，将塑料打包带撕成一条条连起来做绳子用，觉得她不免过于节省了。高耀洁说：“我这不是抠啊，我是能省就省，因为用的这些东西都得用钱去买，又没有地方报销。我的钱都要用到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身上。”尽管如此，高耀洁却固执地拒绝一切现金捐助，她担心上当受骗，也不愿沾钱后成为某些人造谣的口实。台湾歌星姜育恒到洛阳演出，辗转打来电话，愿意捐30万人民币，高耀洁答复他不要说30万，30块也不敢收。新浪网打来电话要捐10万，也被高耀洁拒绝。有一对年近70的香港老夫妇专程到郑州找了半个月，才找到高耀洁家，坐着不走一定要留下2万块钱，高耀洁后来只得叫来印刷厂厂长当场开具发票，将这笔钱用于印刷小报。

　　记者：您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去开专家门诊呢？这也是救死扶伤啊。

　　高耀洁：我认为用技术挣钱是挣不完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多为别人着想，多为民族着想！中国缺少的不是妇产科医生，但愿意做防艾工作的人却太少了。

　　两个医生的“不健康生活”

　　高耀洁的胃在文革时遭武斗打伤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她还患有高血压、心肌缺血、肺空洞等疾病，双脚时常浮肿得厉害。胃留不住食物，所以随时要吃东西。高耀洁出门时随身带着一盒糖果，这倒不是她贪嘴，而是患有严重的低血糖。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比她大一岁，离休前是保健医生，曾担任过医院门诊部主任。他的高血压比高耀洁厉害得多，还患有严重的肾病。从2004年11月至今，几乎都在病房里度过。高耀洁也住在医院里陪护，因为郭明久性格内向，穿衣、如厕只有高耀洁服侍才安心。严重的高血压使得郭明久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高耀洁也整夜无法入睡。老伴的病让高耀洁的体力和精神大不如前。

　　两位老人平时生活上极为节省，一天的伙食费一般不超过10块钱，通常就是咸菜、馒头、玉米糊糊，有客人来时会多一盘炒鸡蛋。

　　趁着老伴睡着了，高耀洁悄悄告诉记者，在这次出院前，郭明久突然被发现咽喉部有白斑，而白斑是癌变的典型症状。“我怀疑老头儿得的是咽喉癌。老头儿这一病，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但我的《十年防艾路》快写成了，可能是我最后一本书了，一定要完成。如果他真是癌症，我的精神也全垮了，到今年12月29日我们结婚就52年了，我不能不管他，实在不行我要带他到北京看病。我如果垮了，以后会怎样实在不敢想……”

　　本刊发稿时，记者通过电话获悉，郭明久被确诊为“晚期咽部高分化率鳞状上皮癌”，已从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病房转入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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