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分析农民小康

　　2005年12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同志在2005首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做主题报告，报告题目是“小康社会与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张晓山：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谈一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刚才郑主任也谈到这个问题，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我现在要谈的角度更多的是谈一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农村的小

康社会，我们现在面临的各个方面的挑战。这两年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农村呈现了比较良好的发展局面，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应该说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当前制约农业合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解决，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因为我们都知道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我们的经验就可以知道，什么事情是重中之重，一个是非常重要，一个是很难以解决。而且过去经验证明，仅仅是在农业和农村领域推行的改革措施，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多人讲农业、农村问题工夫在门外，解决农业农村要跳出农业、农村，很多症结问题在于和农业、农村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体制和大的政策导向的问题，要跳出三农来看三农。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从这几年我们讲和谐社会，讲五个统筹，讲小康，讲我们现在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整个发展观，发展模式和宏观政策相应调整的时候，农业和农村领域推行的各项政策措施也要和这个相适应，我们跳出三农，还应该要回到三农。解决农业问题我们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乡镇企业，促进工业化进程。解决农村问题，要促进城镇化，促进小城镇建设；解决农民问题，要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鼓励农民进城，我们要使农民富裕就要减少农民。同志在们外来解决三农问题，这是一般我们讲的一个思路。

　　一部分农民转移出去，城镇化进程加速，非农产业发展，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这部分农民如何发展，而他们所生活，所居住的领域怎么样能够更加繁荣？中国的农业怎么样更具有竞争力，既能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又能使务农劳动者的收入增加。我们现在留在农村的3861部队只是一些老弱病残，进城打工的成了资本的奴隶，这样的话，和我们所说的小康，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恐怕是背道而驰的。即使是我们推进城镇化进程，我们现在说已经达到了40.8%的城镇化率，如果我们达到60%，最终人口达到15亿，农村还是要有6亿人口，这6亿人口怎么生活，他们的收入怎么增加，各方面的权益怎么得到保护，他们生活的环境怎么能够更加的安定繁荣，这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在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大背景下，乡村治理结构怎么改革和完善，以保证农村的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我们怎么样加速农村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建设，使农民的权益更好的得到维护。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央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然后大家都知道20个字，这是对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未来发展蓝图的生动写照，是对农村小康社会的形象化的描述。小康杂志社里面有很多小康的指标，各方面的指标，包括农村的指标，很多这方面的指标。但是这20个字，实际上作为一个指标形象化的描述，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农村小康社会这两个我觉得是密切相关的东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成之日，就是农村小康社会的建成之时。

　　第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面临全面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情况下，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新的形势，这里面有几个，谈几个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入了工业化的发展的中期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我们现在农业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从80年代初的30%以上已经降到15%以下，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绝对，占整个经济的份额是相对要下降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农业这一块儿的话，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GDP来讲会越来越小。很多管农业的干部，管农业的领导，往往在整个领导班子当中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因为农业整个发展是处于相对，越来越不重要的地位。

　　2、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的多样性，科技革命生产化的影响，从农业，从甜头到餐桌整个食物链条，产业链条是越来越长的，生产资料供应，食品储藏，保险，运输，分割，加工，批发零售这个链条延长，而这个环节越来越多，但是在整个环节，这个链条当中，初级产品所占的份额是越来越低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这一块儿发达国家加工业产值和农业产值的比例达到了3：1或者是4：1了，美国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口只有1%或者是1%多一点，但是和农业相关的食品、加工、零售等等要占到10%的左右。这方面我们现在发达国家3：1，4：1，我们是0.79：1，有的落后的地方是0.5：1，发达的地方像江苏是1.68：1，这样的发展说明了我们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整个产业链条扩展的方面，我们现在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是第二个。

　　这种情况下，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要进行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的调整，意味着整个产业链条要扩展，这种调整必然要道之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才能够实现。所以说我们90年代之后讲的，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实现生产方式变革的有效途径，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载体，这和整个我们讲的产业变革的延伸，我们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调整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讲的结构调整并不是说把粮食我压了，扩大经济作物，大家伙一窝蜂的种蔬菜，那个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战略调整，那种调整往往最后是你也调，我也调，调来调去卖不掉，低水平的重复。我们讲的调整是战略性的调整，产业链条的延伸，扩展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相应的调整。

　　3、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专业化的农产品生产者，他的生产经营规模不扩大，各个环节的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这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的生产者，他们承受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越大，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也增加。这样的话，随着专业化，市场化，商品化进程的加速，我们说的农业，初级产品生产者，尤其是专业化生产者，他们所承担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就越来越大，这个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我们说的禽流感也好，各种各样的病，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而这样的风险对于一家一户小农来讲，这种风险并不是太大，如果我养三千，五千只鸡呢，两百、五百头猪呢，专业化程度越高，风险越大。我们讲养猪的话，养一头，两头猪，猪的价格差一毛，两毛没关系，养两三、百头，差一、两毛对你来讲是很大的得失，这和他的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这种情况下，务农的劳动者通过什么方式分享增值利润，怎么减少他们的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这就涉及到农业生产者的收入怎么样保证，建立一个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

　　农民和市场的链接上必须要发育相应的组织载体和契约形式，使农民的产品顺利进入市场，实现价值，通过这种载体或者是契约形式，分享农民的产品进入市场的增值利润。如果劳动者生产原料卖原料，你的收入是永远提不高的，如果说你的原料进入市场，加工、增值、分级、包装整个到销售这一块儿的增值利润当中，我作为一个农民能够分享到一块儿，我的收入太能有比较稳定的增长，这是刚才讲的第一个大问题，农业发展第一个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

　　第二是农业基本经营制度面临创新。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基础上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但是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家庭经营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其对应的双层经营体制亦要改进和完善，所以我们说现在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也面临创新。

　　1、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是家庭，家庭联产承包，家庭就是农户，但是现在农户的构成应该说是发生了变化。我们小康论坛是跟统计局一块儿办的，统计局他们96年举行了第一次农业普查报告，当时的报告里面的数据，纯农户占整个农村的总数将近60%，以农业为主，以其他共副业作为辅助业的兼业户占18%，中国的农户是纯农户和兼业户占整个农户总数的大约80%。八年之后，现在农户的构成发生什么变化呢？统计局的同志讲，这个问题要在一、两年后我们才能给比较明晰的答案，现在要进行第二次农业普查，这之后对这个问题会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我个人感到，我有一个判断，根据亚洲，日本、韩国、台湾各方面，应该说我们的农户构成，现在应该是大量的小巩膜的业农户和少数的专业大农户并存，是这样一种局面，这是通过各地的了解，我们现在做这个判断，需要以后经过检验的。大量的小规模兼业农户，我种点田，出去打工，打零工，到城市里，到县城什么地方，农忙的时候就回来种种地，一年种地的时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三个月耍钱，六个月过年这种情况，很多情况，有时候打一点零工，打完零工回来。这种小规模兼业农户是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也出现了一部分少数的专业化大农户，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存在的结构。

　　2、双层经营中统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统是什么呢？要办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谁来统呢？当然希望是社区性的合作经营组织，或者是村的联社，作为统的组织载体，当时的1号文件写的，要抓那些一家一户办不好，或者是不好办的事。20年的实践证明，大部分的地区性的合作经济组织也好，担当不了组织的职责，因为很多地方，作为集体是一个空壳子，他没有任何的资产，没有任何的经济实力，他统什么呀。而且现在一家一户的情况下，需要统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过去讲统一灌溉，统一收割，统一服务，现在农户需要统的是什么呢？从事专业化生产和营销的农户，需要统的是市场销售渠道，技术，市场信息，农产品质量标准和品牌，从产品到市场到品牌到标准化是一个统，这个统社区这个组织是很难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知道，从事农产品生产或者是营销的专业农户组成的跨越社区界限的一些专业性的合作经济组织，或者是协会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行使组织。

　　第三，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走向，当时80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时我们讲包产到户，一家一户分了田之后，农民向何处去，当时应该构建什么样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当时有的学者，1980年有的学者曾经写过文章，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走向应该如何如何，第一步包，联产承包。第二步，在承包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兼业性的小农户，他可以搞工副业了，可以打工了，就成了兼业性。第三阶段出现了专业农户和其他行业的专业户，当专业农户和其他行业的专业户大量出现的时候，中国农村的经济联合，协作组织就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以这是属于包兼专联，但是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整个走向，这个轨迹并不是很明显，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农业本身它是一个发展渐进的过程，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本身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从自己的小农，到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问题，当初提出一个先导性的问题，在当时不一定能显现出来，但是到现在能够初见端倪了，有些脉络逐渐清晰起来。90年代之后，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个词90年代之后创造的，山东首先搞起来的，但是内涵的东西并不是创造的，美国50年代就有了，所谓的一体化经营，垂直一体化。中国在1979年，80年提出的农工商，华国风同志到南斯拉夫考察，当时就提出了农工商，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产业化经营。当时提完了以后，为什么没有推开，乡镇有很多的农工商总公司打出牌子，当时中国农业发展没有到那个阶段，这个火候还没到，是这么一个问题。现在我们说，就当时提出的包兼专联很多的轨迹，这个规律已经逐渐的出现出来，现在我们讲，现在我们的一些发达地区的专业合作组织也好，协会也好，他们建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基础上的新型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他们出现的苗头性的东西，可能代表了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民组织发展的趋势。

　　这些往往是一些专业化的农户的联合，而专业化农户的联合，往往更具有生命力。同时这种组织的发展适应了农民提高农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需要。前几天我到国外参加一个会，谈的就是农业发展政策的连续性，为什么开这个会呢？京合组织开，12月13—18号，香港要开一条世贸组织会议，讲农业的补贴问题，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把农业的补贴减少，降低等等这方面。这次会上我发觉他们谈的很多问题跟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谈不到一块儿，为什么呢？发达国家说你不要把补贴作为替罪羊，发展中国家说，你给我们香港会议带来什么实惠，减少了补贴，减少了关税之类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谁能够得到收益，谁能够得到损失。中国的问题，现在我们入世以后，应该是一个好学生，是一个模范学生，我们在农业方面已经全面开放，现在农业整个我们的税率是15%或者是14%，而世界上是40%多，有的达到了62%，我们实际税率是7.7%，大豆的关税为3%，我们现在几乎是裸体的，我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现在我们的贸易整个的，比如说我们出口7750亿美元，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出口第三大国，但是这里面农产品的出口只是二百亿，这是一个小头，在整个农产品贸易的格局要服从整个大格局的情况下，如果关税不能保护自己的话，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提高农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呢？我们说有进有出，进大豆，进小麦，但是我们出什么呢？出花卉，水果，蔬菜，但是能不能出得去，遇到人家的非关税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标准化，各种标准的话，我们能不能扛得住，拿什么来扛。所以说这方面我们必须要有农民相应的自己的组织载体。

　　这方面很多人就讲，包括我到浙江去，你这些大户为什么不搞组织合作社，组织协会，他说代购代销走不进市场，如果我只是牵线搭桥，搞中介，很难把业务做大做强，如果要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占领市场份额就要打出品牌，制定和实施和国际接轨的质量标准，这就是一家一户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现在从十六大，提出为什么要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呢？只有农民这样的一种组织载体，和这样的一种方式，制度方式，制度安排，才能够有效的进入国内、国际市场，才能够提高我们的竞争力。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知道，我在浙江看到，它有一个忘不了柑橘安全生产模式，这是标准化的流程，一家一户能做到吗？做不到，只有靠一个组织，一家一户为载体。这个商标是当时合作社的一个副社长，他本人的商标，他本人种了20多亩柑橘，他是一个营销大户，他说当时我知道，我说必须要有商标，有品牌才能占领市场，我在1988年花五千块钱注册了忘不了柑橘的商标，1988年五千块钱是很好用的，88年钱很值钱，但是我一个人用不了，我这儿是一个大户，几十亩地，几十亩柑橘，多少千斤的柑橘，这个份额还是太小，所以说商标发挥不了作用。现在合作社有了，我把商标给合作社，合作社拿着忘不了商标，到上海参加农博会，打出的广告词就是不吃不知道，一吃忘不了，上海人一吃，这个柑橘不错，什么牌子，忘不了，不错，忘不了，拿一箱，两箱，他就打到了上海市场。包括杨梅，杨梅也是，从收购，筛选，包装，抽真空，加冰块，封塑销售等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一家一户做得了吗？做不了，逐渐成为了 农业产业化当中的形式，这一类的组织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小康建设的有效载体才行。

　　第二大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我们的基本判断，由于市场配制资源的基本规律，要素总是要向生产率高，回报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城乡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的差距，在短期内还难以缩小，我们恐怕必须承认这一点，根据市场规律做的话，恐怕短期内这方面很难把这个差距缩小。因为我们自己通过，我们是跟农发所做的模型，预计到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估计是以12%左右的实际速度增长，而农村是以5.5%的速度增长，现在到“十一五”期间这个差距恐怕还是要继续扩大的，现在我们在收入差距方面的问题，依靠市场的力量，发挥市场配制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努力抑制扩大的趋势，逐步减弱扩大的强度，为差距从扩大到开始缩小创造条件，使差距从扩大到开始缩小的拐点能够找得到，这是我们现在在这方面努力抑制的，这方面政府应该创造一个这样有利于资源配制优化的环境。

　　但是在社会方面，我们觉得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现在我们讲的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等等，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讲社会公正，社会公平分配，但是实际上公平分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能力上的不公，对能力上的剥夺，能力剥夺就是说，你这个现行的收入再分配体制，剥夺了农民子女的权利，没有给他们提供平等的起点，你给了他机会他没法用，他的素质没摆在那儿，他上不了学，甚至上了几年学就辍学了，我给他比较高素质的活，他干不了。使人力资本很难得到提升，就业机会难以获得，都是在最简单的，最粗笨的活，最脏累的活就是农民来看。有些活儿我们需要熟练工人，技术工人，但是很多农民达不到这个程度，这方面造成了我们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结构性的转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给农民和农民的子女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提供一个最起码的起点，所以说这方面的话，我们讲的非典之后，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又滞后于城市，刚才郑主任讲了很多，包括农村的道路，饮水各方面，包括农村的基础教育，农村的医疗，农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前几天我到农村一看，很好的地方，环境也还不错，一到了上学，小学旁边都是垃圾，都堆在底下。垃圾收集怎么办呢？好一点的村拿一个小车把垃圾收了，收完以后到哪儿了，到乡镇上找一个空地倒在那儿，还是这样。而且有的农村，我们到农村去，什么地方一盖了楼，旁边过一段，井水就没法吃了，楼油污水处理，他在地下一渗透，井水就不能吃了，没有一套相应的污水处理措施，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可能现在一家一户搞的很好，一到村里面外面一看，情况就很糟糕了。

　　这些方面你怎么做？如果依靠地方村政府的话，很多他自己的欠债根本就维持不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应该通过国家政府的调整，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人均享有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是可能的。为什么呢？这个方面主要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依靠政府，政府在这方面完全可以有所作为，一方面他有责任，所以要改变社会保证体制，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来创造、保护和促进弱势群体的能力，使他们能和社会上其他人一样，得到机会，利用机会，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竞争。

　　这个问题刚才郑主任讲的很多，我就不讲了，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农村改革面临的新的形势。因为现在2005年是改革年，改革年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呢，前些日子，报上面，电视上列举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我想这里边农村的改革措施应该是最大的，什么呢？就是免征农业税，这样一个改革的措施，我觉得在中国2004到2005年的改革措施当中，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改革。但是这个改革措施怎么样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必须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进一步深化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改革。

　　税费改革是重大举措，惠民利民，但是我个人判断，免征农业税解决的问题，可能没有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多，免征农业税确确实实给农民得到实惠了，但是它解决的问题可能没有引发和凸显的问题更多。这方面我感觉到实际上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挑战。所以说原来有的同志，也包括我的一些老领导也问我，免征农业税，我一直是有意见的，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农民纳税，哪怕交一毛钱，也是他纳税的义务，如果免征了，农民不就没有这个义务了吗。农民不交农业税不等于不交别的税，农民买东西的时候都在交税，他购买生产资料购买消费品都在交税，农民收入如果真能达到月均1500块，还要交所得税，农民参加二、三产业要交流转税，增值税，并不是不交税，只不过是免征农业税。

　　第二，如果免征农业税以后，等于把原来农村社会各方面的问题，矛盾一下子暴露出来，这就逼着你必须要改，不改不行了。当时我们入世有一个好处，入世之后逼着你要参与国际竞争，要打破你的垄断，所以说这方面促使你改革必须要势在必行。免征农业税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同时调整政府的职能，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治自治组织的职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了条件。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就简单的点一下题了，第一，免征农业税后，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重较大的地区，在总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了完成财政收入的任务，弥补收的缺口，地方财政部门加大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收的征收力度，造成了非税收入的比重上升。免征农业税有好处，农业税是一个小头，加起来不到四百个亿，但是搭车的多了，不同的口径有1500亿，1600亿等等，免征农业税之后，把搭车收费的平台给拆了，你不能收费了，你也没有合法性来收了，这样的话，就逼着你来改革，现在看来，当初我的判断是过于主观的，因为实际上的话，免征农业税以后，他活不下去，要开工资，干各种事，他就会以各种办法来搞非税收。计划生育的抚养费，将两工强行以资代劳，农用车管理，农民建房土葬等等，我们要警惕的是免税兴费，把税免了，又出来一些新的费用，这方面的倾向有所抬头。

　　第三是专项资金被挪用，配套资金无法落实。很多地方就是专项款，地方要给予相应配套，现在第一是专项款，吃饭是吃不开的，发工资发不了的，上千万人的专项款来发工资，保稳定。第二年用新的专项款来补上。项目要配套，要饭财政拿什么配套，一个就是做假，另外就是把你要干的事，找不是太贫困的地方来干，或者是贷款，成为了新的挂帐。

　　第四，围绕着农村土地的利益问题成为焦点，这一期全面小康论坛的专刊里面，专门谈了这个问题。因为现在这方面这个税也免了，这方面也卡住了怎么办呢？各方面就在看，各个利益相关方面，就把目光集中在土地上，所以说土地问题的话，现在成了很多利益的焦点。而且这方面，从农户到社区，到地方政府，到企业都认为农民的土地升值，国家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征农民的土地，你说公共利益，背后是交通方面的，水电方面的，都是大的公司，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现在国土资源部实行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看到的是权利和资本的结构，地方政府要以地生财，地是第二财政，和国内外的开发商搞各种经济性的开发，

　　第五，免征农业税对于农村的治理结构未来走向形成挑战，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但是传统的管理模式还是占统治地位。以前有农业税，好，我去收农业税，我通过这个干部和农民谈判的筹码。是一个重要的纽带，但是免征之后的话，农民不怕干部了，干部就失去了社会控制最有利的手段，另一方面，干部也不用为了征税去求农民了，也可以不作为了，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免征农业税之后，该干的事不干了，该履行的不履行了，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影响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这显然与税费改革的初衷是相违背的。现在我们传统的干群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形势，但是传统的管理模式，干部考核机制还是占主要地位的，从上到下，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把各种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把完成任务和政绩考核，经济收益挂钩，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这个大家都知道，所有的考核，有权重，有分，多少分，你的奖金，你的收益，你的工资完全和这个挂钩的。而且现在任何一个口号出来之后，马上纳入到传统的管理体制里面。

　　构建和谐社会，把阻止上访，阻止媒体曝光作为第一要务，这个任务要完成，完成怎么办呢？放在主位，小康也好，我们现在叫社会新农村也好，很快的又磊出小楼，搞出一些样板，任何地方的小康村，任何一个县，任何一个地区搞出一个小康村都是很容易的，所有的领导，所有的媒体去了以后，都领到小康村去。一个，半个的典型不能代表全局，另外书面上的一些，我们宣传的一些典型材料和事实实际上是有差距的。

　　传统的管理的结构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第一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扭曲，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部门的既得利益固化的局面没有得到改观。第三免征农业税之后，基层政府和村出现了反自治化的倾向，这和我们现在的体制制度具有密切关系。

　　最后解决农村存在深层次矛盾的思路，第一是明确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说要着力于中央和省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和县级综合配套改革，更加自觉的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协调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的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因为这个问题的话，1956年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十大关系，这里边提到了很多关系，我觉得现在5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也要看到这个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是条条和块块的关系，上级层次和下级层次的关系，实际上你把94年分税到2003年进一步税收的调整，实际上把很多的有潜力的，稍微有点油水的税都收上去了，地方政府只剩下事权，财权严重的削弱，基层抓的这么死，想搞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小康，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财力从哪儿来，本身的话，这样的一种体制，是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我个人认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刚才政治局主任讲了，韩国用财政收入的1%搞新农村运动，1%是很小的数了，中国比它大得多了，中国2004年农业方面，各方面的投入2626亿元，这是前些日子农业部副部长在人民日报上写的，2005年要达到三千亿元，但是财政收入三万亿，我们在农业方面已经投入了10%了，但是这个钱都哪儿去了，分裂多各个部门，各个口，都是作为各种专项资金。整个财政转移支付当中，真正规范性的转移支付只占12%，大部分财政转移支付一万多亿里面，抛去40%是属于税收返还，剩下六千多亿，这当中三千多亿都是专项资金下到各个部门，所有部门都掌握着，农业部有农业部的，林业局有林业局的，科技部是科技部的，专项资金往下的发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你给谁，不给谁，怎么给都有很大的随意性。我跟底下的书记讲了，专项资金要跑项目，有很大的学问，这方面不跑又不行，所以我跟我的同志们都讲，我们的项目必须得去跑，犯错误也要跑，否则的话，不跑项目，我们连犯错误的资格都没有，连犯错误的条件都没有，大家都很清楚。一到年底之前，看北京市外地的车都来了，干什么来了，都是来跑，有同志一说力度，穷的地区说，我们跑项目的力度不够，为什么呢？我们没那么大的本事去跑，但是跑一个项目，十万块钱的项目，我们拿九万块钱作为成本也划算，还能赚回一万，那九万干嘛去了，你们比我更清楚。这样的制度，实际上造成了腐败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为毁掉干部创造了条件。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央的部门本身是应该创造一个有利于市场优化配制环境的基础，不应该自己去配制资源，一个处长他就知道资金用到哪儿去合适吗？这本身就是和市场规律相违背的，这方面体制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改革的空间是实践造成的，我们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能不能削弱，能不能真正本着

　　初次分配的问题也要重视，实际上我们现在农民工的问题是初次分配的扭曲问题，农民工的工资和城镇居民工资的差距，一个人工资差距一万块钱的话，50%就是差距五千多块钱，一亿农民工就差距五千多亿，农民工拿这些钱干嘛？他可以帮助农村，帮助家庭，间接的增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

　　在这个大的前提下，胡锦涛同志讲过一句话，两个趋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要更加自觉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怎么自觉，能不能通过我们的改革，通过我们的改革，能够改变现有的利益结构，利益格局，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改革能不能往下走，攻坚，坚就坚在利益结构。这个大的前提下，一个是建立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第二是改革不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公共财政体制分税制的调整，另外一个增大体制性，制度性的转移支付，第三是把集体土地上市，能够使农民真正从土地的增值收益中得到他们相应的份额。小康论坛上讲到广东的改革，改革实际上来讲是违法的，但是任何实践都是走在法的前面，有的违法是好的，有的违法是错的，但是这种违法的话，本身是为法制的修正创造了条件。有钱怎么办？你要防止资金的贪污挪用，防止干部经济，各种腐败的问题，要解决老板缺位的问题，建立群众参与有效的制衡机制，另外能够真正做到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在很多地方推进农村的社区股份，真正使农民的利益和它的本身直接挂钩，使群众有激励监督。

　　还有一个调整干部的收入分配格局，这个我就不讲了，实际上现在干部的收入，确确实实是，尤其是基层干部，贫困地区基层干部收入是差距很远的，北京财政部的主任科员和乡镇的镇长、书记本身的级别是一样的，但是收入差距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天壤之别。乡镇的党委书记和镇长，要把几万人，北京部委的主任科员责任大多了，基层干部是好人不想干，能人不来干，坏人抢着干，这些干部的话，他可以使用的资源，办好事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可以控制资源办坏事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这种情况还是因为，这就是我们政权瓦解的危机了，如果好的干部都不去基层，都不下去，都往外面走，就不当干部，当干部坏吗？因为他穷，再穷他有地，有其他的各种资源，以权谋私还是有办法。还是小平同志讲的话，制度的问题，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制度好好人不敢做坏事。

　　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明确大的前提，落实两个基点，自觉的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通过调整税收分成比例，加大制度性转移支付和把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增值收益留在农村，使农村得以具备满足农民基本需求的财力。通过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使农村的财力能真正为民所用，从而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不仅是解决公平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近期来看，农民不至于因病致贫，减轻子女农民的负担。无异于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使农民有资金渠发展生产，去消费，从而夯实发展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起动农村消费市场。长远来看，能提高农民的人口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才能早日实现，谢谢大家！

　　相关专题：中国全面小康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