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黄建新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图)

黄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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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成年人的一本正经，跟孩子最纯真的天性观察发生剧烈冲突时，就是荒诞的开始

　　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电影，里边都应当流淌着导演本能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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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谢红

　　荒诞的开始

　　在大多数媒体眼里，黄建新是个极不张扬的人，他很少曝光，更少放言。即使作为中国导演家协会主席在各电影节上露面，他也始终表情温和话语寥寥。而且从没见他在与电影无关的社交活动中露过面。那么，这位在31岁就以《黑炮》而一鸣惊人的导演，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约到黄建新的采访并不容易，他总是很忙。最近，他正为一部跨国合拍片担任监制。有导演当监制，挂名而已，可黄建新却真是“监制”到了事无巨细。

　　话题首先从《求求你，表扬我》开始进入。这部新片表面上看，是一起女大学生被强奸未遂的悬案，全片情节扑朔迷离好笑不断，可在故事背后，却直指社会人心的处处荒诞。

　　可能有的观众会对《求求你，表扬我》的“大结局”感到迷惑甚至排斥：一生都以能争得社会荣誉为信仰的老劳模，如今居然也与造假的村干部们合谋，在假葬礼后“死”而复生。于是让一直跟踪调查的记者，在故宫午门前看到老劳模“还魂”现身，就像撞见鬼一样惊得天旋地转……可这样的开放性“荒诞”结尾我却非常喜欢：影片中对每一种虚假社会事件的悖反逼近，都不由得让我对现实生活陷入更深的困惑，以至于最后开始质疑电影里的所有——人！正如加缪的《局外人》、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旦文学创作质疑到人本身，其所表现出的精神本质，才可谓是真正的人生“荒诞”。

　　我问：“你的电影，处处都挥洒着‘荒诞’或说‘荒谬’的意味，你自己对此怎么看？”

　　他回答说：“每个人表面都在很认真地做自己，似乎什么都对，其实却大错特错；有时可能人人都感觉一件事好像出了错，可结果它却对了；也许现实中的这种悖反，就是你要问的‘荒诞’吧。”

　　而我，更感兴趣的则是，究竟是怎样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才使得黄建新由不自觉到自觉，逐渐走向了不可逆的电影“荒诞”呢？

　　黄建新肯定地回答说：“成长的故事决定了我一生所有的东西。”

　　黄建新出生在西安市里一个叫“五柳巷”的地方。那巷子据说在明朝时，曾是寻花问柳之地。到1949年，经房管局重新分配，巷内的住户渐渐复杂起来，既有民国旧小说中的“陕西军阀”、几位秦腔界的名旦，也有一些市井杂人，既不失儒雅文化又不离普通百姓的居住背景，是黄建新最初对“五柳巷”的零星童年记忆。

　　“文革刚一开始，巷子里立刻就人妖难分了！原来对我们很好的大人，都被批斗；而那些平时对我们凶巴巴的，却都戴上红袖章耀武扬威。咦？我开始觉得有点怪：怎么好人、坏人一夜之间都颠倒了呢？”

　　一说起自己的少年经历，黄建新刚才满脸的倦意顿时全无，眼睛也突然亮了起来——

　　“我初一当了‘红小兵’，不上课，天天和同学值班护校，可怎么等，也没见‘阶级敌人’来搞破坏。有天晚上大家无事可做喝了点啤酒，迷迷糊糊睡得好香。半夜，身边的同学突然捅醒我，指着一个熟睡的同学说：告诉你一个绝招！拿清凉油抹在他脚心上，再用纸板使劲扇，他的‘小弟弟’马上就竖起来！我不信，真找来清凉油，一试，嘿！果然如此！

　　还有，毛主席一发表‘最高指示’，街上就庆祝游行，我们就油印传单，然后一起冲进西安市中心几栋最高的大楼。先逼着人家伙房开饭。最高指示都下来了，还敢不给红小兵开饭？白吃白喝一通，就冲上楼顶平台，先模仿电影《风暴》中施洋大律师讲演时挥舞胳膊的姿势，把‘最高指示’一打一打地撒下楼去。散完传单，大家排成一行向楼下尿尿，街上游行的人还以为是天上下雨了呢！”

　　回忆起当年“灿烂的日子”，黄建新异常兴奋，表情夸张、动作起伏，如演五禽戏般绘声绘色。

　　虽说当时已天下大乱，可11岁的“红小兵”黄建新却活得乐不可支。一件事情的突发，却让少年黄建新在愕然中心生疑虑：他最要好的同学水牛一家人，忽然就被遣送下乡。理由是水牛父母都是国民党军医。黄建新当时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整天都在一起，哪个同学病了，水牛的爸爸从来都是热心地治病救人，怎么可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呢？！

　　讲完这些，黄建新若有所思地说：“种种困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某件事情会突然刺激你产生怀疑；当这种怀疑渐渐成了思考的动力的时候，我对眼前所有的一切，就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了。”

　　这时，黄建新略微愣了愣神，继而正了正身子，忽然一拍大腿，茅塞顿开地说道：“当所有成年人一本正经做的事情，跟孩子最纯真的天性观察发生剧烈冲突时，这就是‘荒诞’感的开始。”

　　晃悠着，捕捉着

　　“其实我每次拍片的心理过程特别复杂。为什么实拍的时候，我老在现场晃悠呢？我喜欢用一个词叫‘捕捉’。我不是到现场去制作和表现，而是在‘捉’，捉我空灵中的一种感觉。如果只是让我去按剧本一条一条地拍，那我根本找不到创作的兴奋。我更愿意循着心里的感觉，和剧组所有的人一起去‘捉’！有时看似没什么区别的几个镜头，我就能‘捉’到很微妙的不同，而且知道哪个是对的。但你要问我为什么‘捉’到的那个就对？我就讲不清楚了，完全是潜意识的。反正大家就跟我一起去‘捉’吧。有一次，剧本上的16个字，我们‘捉’了仨通宵。

　　我感觉拍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心理的过程。心理活动不是靠一个个镜头和一段段表演机械组合起来的。心理的东西，是要靠对细节的‘捕捉’和累积才能完成的。以前有一种说法，每一种民族精神，都是由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发展史综合而成的。后来有人提出，一个民族最微妙的还是她的心灵史。我但愿自己的电影，就一直是在捕捉这20年来中国人心灵是如何在发展、变化、流动着的。包括荒诞，也是在‘捕捉’中渐渐被意识到的。”

　　我问：“你就像一只电影猎豹一样，一直在创作过程中‘捕捉’着人生与社会的荒诞。那么，你感觉这20年来，做到自己认可的最好了么？”

　　黄建新：“没有，正因为一直觉得没做到最好，因此还想继续去拍。所以有时找人家投钱，我说600万就差不多了，人家说给你400万行不行？我回来抠抠算算，再跟演员商量商量，咱们都让一让，就可以拍了；于是大家说：那行，就让吧。于是电影拍出来了，就是这样。我的愿望其实一直都是在实现的过程当中。原来看到黑泽明说‘越拍电影越不知道电影是什么’，感到不能理解。但是等拍着拍着我发现电影可以无限扩展时，才知道自己很渺小、能力有限。拍电影真正吸引我的也就在这里，它充满挑战，不是单靠经验就能完成的。在表达荒谬感时，它可以外表极其平静，但内里极其复杂。拍电影就是一个捕捉和寻找的过程。所以我的很多电影可能并不完美，但它们都是我一直努力在追求的过程。很累，也很有意思。”

　　流血还是淌水？

　　不久前，黄建新不无感叹地说：“下一部片子，我打算完全不动脑子去拍，如果还不能和观众达成沟通，以后我就放弃这种尝试。”透过这句话，我们能看到黄建新的某种失望，但同时，也淡淡地带出他面对市场曾经对影片做出的妥协。其实，眼下有个别导演，每拍一部片子，就如同给自己戴了一副面具，当他们的一系列作品问世之际，也不过就是一堆取悦的面具游走之时。

　　黄建新曾经说过：“我希望电影是一个载体，但愿我能够把自己的部分生命赋在电影里。有一天，我的声音停止了，可我电影的声音还在继续。”

　　如今在文化界,似乎一说“坚持”、“坚守”，就给人一种很悲壮的惨淡感觉。我问黄建新是不是也觉得坚持的日子会很难，可大为意外的是，黄建新的反应是“嘿嘿”地童真一笑：“的确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不可思议，居然坚持了20年，换了我几天都坚持不了。我说没有哇，我没觉得我成心要‘坚持’什么。其实，人活着可能会有很多本能的欲望，比如饥、渴、性等等，可我觉得，人的理想当中还有另一种本能欲望，就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人喜欢用电影去争名，有人喜欢用它去争利，各有各的选择，不必厚此薄彼。我就是喜欢把藏在自己心里的很多意思，用电影传达给观众。这是我拍电影的初衷，我只是从来没忘记这一点而已。”

　　“拍电影的初衷！”——黄建新一语道破我心中许久的困惑。面对当今内地电影的慌慌忙忙和急功近利，清醒的黄建新一直都执行着自己的“退一步法则”。他说，退后一步才能看得清前边。从他的电影里，我们更能感觉到他清晰的行为脉络和有条不紊的创作节奏。

　　用黄建新自己的话说：“法国有一部电影叫《坏血》，我觉得这名字真好！无论是什么类型的电影，里边都应当流淌着导演本能的血液。哪怕是坏血可它也还是血，总不能一部电影拍下来，从导演创作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白水，你说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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