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问题成为WTO香港会议争执焦点

　　本报记者　陈宜飚　香港报道

　　如果说目前的贸易体制导致了穷国愈穷，富国愈富，这个只是贸易体制造成的利益分配问题。针对12月13日在香港召开的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香港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中心主席王贵国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农业问题成为了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争执焦点，但现在的关键不是反对WTO所有的协议，而是要反对“坏”协议，要推动好的协

议。

　　先从棉花问题入手

　　《21世纪》：这次WTO部长级会议能否取得成效，或者说多哈回合能否有所进展，一个关键是欧美双方对于农业问题的态度，它们的主要争论焦点是什幺？

　　王贵国：焦点之一是出口补贴要不要取消。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观点其实比较统一，“原则上”肯定是要取消，但关键是什么时候取消，大家都不愿意提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

　　另外就是国内补贴问题，目前美欧都是农业补贴大户，补贴计划相当复杂，而且欧美都对农业补贴采取了相当隐蔽的手段。

　　比如，所谓的“黄箱”、“蓝箱”和“绿箱”补贴之间的关系(黄箱指对生产和贸易可能产生不公平的政策，主要指国内补贴等；“蓝箱”补贴主要指休耕补贴，如中国目前实施的退耕还林项目等，现实中能给得起这种补贴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绿箱”指由政府提供、费用不转嫁给消费者，且对生产者不具价格支持作用的政府服务计划，成员方无须承担削减义务的补贴)。黄箱补贴是受严格限制的，蓝箱和绿箱的空间则较大些，但是目前对于这些补贴的界定并不明晰。特别是欧盟和美国把一些原属“黄箱”的内容搬入“蓝箱”内，绕过了补贴问题。

　　《21世纪》：除了欧美之间的争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于农业市场开放的争议集中在哪些领域？这些争议的深层经济原因是什么？

　　王贵国：发展中国家希望立即取消农业出口补贴，而且对于“国内补贴”，也要有明确的时间表。但是连美国都不清楚欧盟的具体补贴计划，发展中国家更没有财力、物力、人力和时间去调查清楚，所以目前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主要是原则。正是由于农业谈判复杂，所以各国决定先从棉花问题入手。在坎昆会议时，WTO前总干事素帕猜就专门成立了一个棉花委员会，自任主席。

　　坎昆会议没有成功，多哈回合也僵持不下，主要原因是WTO制度的建立，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很大发展机遇，特别是服务贸易市场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而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受益。

　　发展中国家认为WTO谈判最需要解决的是自身能力建设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如何扩大出口。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主要是初级产品，但是它们的农产品出口至其它国家时，却遇到了来自发达国家高补贴的农产品的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WTO制度的结果是使发达国家成为知识产权和服务的输出方，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的市场。同时，“市场”的购买力却渐渐出现了不足。这种购买力最终会使货物、服务提供方受到影响，只是这种影响目前还没有显现出来，因此发达国家目前并不急着让步。

　　应该让发达国家认识到，作为市场提供者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自身建设能力，最终将无法承担市场功能。但我认为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调整期之内，只有给发达国家一些压力，才能促使他们有大的让步。

　　“早期收获”反映中国经济地位

　　《21世纪》：既然一揽子方案很难达成，是否可以按照中国商务部不久前提出的“早期收获”的概念进行协商？

　　王贵国：中国政府之所以提出这个做法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它在提供市场的同时，也提供服务和其它方面的货物，所以它和发达国家在利益上既有冲突，也有趋同的方面。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它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趋同性可能会越明显，“早期收获”概念的提法本身恰好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地位。

　　同时，当初加入WTO时，中国对服务贸易、货物、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作出的承诺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现在WTO提高各国对这方面的开放承诺，对中国来说并没有不利之处。

　　另外，这个原则本身也有不小的风险，如果操作不当，可能会破坏世贸关于一揽子承诺的原则，从而可能导致农产品谈判遥遥无期。

　　《21世纪》：说到全球自由贸易，我们注意到每次WTO会议，都会引发众多非政府团体的反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贵国：全球化不是你想反对就可以反对的，它是一种趋势，只能去适应。如果说目前的贸易体制导致了穷国愈穷，富国愈富，这个只是贸易体制造成的利益分配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反对WTO，的确可以获得更直接的效果。但现在的关键不是反对WTO所有的协议，而要反对“坏”协议，要推动好的协议。如果此次香港WTO部长级能促成解决农产品补贴问题的协议，有什么不好呢？

　　相关专题：第六次WTO部长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