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12月14日正式生效了，在未来的反腐败进程中，公约是否真能发挥预期作用，人们普遍抱有很大期待。毕竟，它是全球第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反腐指导文件，也为预防腐败、引渡人犯、追回资产提供了一套综合的方案。而且，与各国反腐法律相比，许多方案都颇具新意。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两位专家在接受“正义网”访谈时，提到的使用民
事诉讼追回资产，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国内，刑事追赃往往采取“先刑事、后民事”的办法，有公安、检察部门的配合，刑事力量无疑最为迅捷、有力。可是，为什么上升到国际层面，反要将诉诸民事列为追赃手段之一呢？其实，这一做法并非是弃简就繁，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灵活、务实的司法理念。
国际合作的基础，在于对对方人权、司法、文化的高度认同与信任。这种信任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刑事领域的合作。信任度高的，引渡、取证、追赃，都不需要繁琐的手续，如欧盟内部国家；信任度低的，罪犯一出国境，本国司法部门就只能束手无策。
有了信任度，严苛的刑事程序，也会限制追回资产的效率。一般而言，刑法对程序性的要求最为严格，为保障人权，各国往往设置高度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为追回资产，我们必须先由本国法院开出没收令，再请求对方司法部门配合。其中，从没收判决的承认，到扣押、冻结、划拨财产，再到申请执行，返回资产，每一步推进，都要经过冗长的司法审批程序。走到最后，还得应付对方资产分享的要求。难怪有参与海外追赃谈判的官员曾感叹：“这就是一场司法马拉松。”
民事诉讼则不然，由于不涉及定罪、人身监禁问题，证明标准要宽松许多。刑事诉讼要求证据“排除合理怀疑”，在情理上无可置疑，证明力达100%.至于民事诉讼，则只须形成“优势证据”，有85%证明力即可。程序上的要求，也相对简明。因此，为简便程序，提高效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追回资产上规定了变通措施。
比如，依照公约规定，甲国贪官若携款逃往乙国，甲国可以在乙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财产所有权，由法院判令被告人返回财产、支付补偿。当然，作为缔约国，两个国家都有必要建立制度，便于其他国家就资产追回问题在本国提起诉讼。
至于我国，在公约生效后，有必要结合刑事、民事两种方式的优势，最大限度地追回外逃资产。先通过刑事手段取得诉讼所需证据与资料，继而选取民事诉讼作为快捷方式，紧急冻结、扣押资产。
打民事官司，当然需要当事人。走出国门，到底该由哪个部门担当国家代表，代表我国提起诉讼，追回资产，国内尚无惯例。另外，在国内，附着于刑事上的民事关系，往往只能附带审理。而民事诉讼上的“确认”，范围有限，只适用于确认选民资格、宣告死亡、认定公民行为能力等情况。外国政府更不能成为民事诉讼的主体。
总之，铲除腐败，涤清吏制是一个宏大的理念，若想让理念付诸实践，就必须着手从细节问题出发。为配合民事诉讼追回资产，我国有必要改变“先刑后民”的司法启动程序，使针对同一犯罪行为的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得以分开进行；同时，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扩大民事诉讼的审理范围，引入财产所有权的“确认之诉”，使外国政府得以成为民事诉讼主体。至于究竟是由司法部，还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代表我国在境外提起追回资产之诉，必须由法律做出明确规定。
□何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