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都市报：一位公民对违宪审查的三个祈愿

　　作者：练洪洋

　　日前，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员长会议完成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的修订，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员长会议还通过了《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程序》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

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司法解释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均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要求或审查建议。(见12月20日《新京报》)

　　《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不但指示了违宪审查的路径，而且明确了普通公民的提请违宪审查的权利，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两个《工作程序》开启了我国法规和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使中国向宪政迈出重要一步，是百姓之福，国家之福。

　　2003年5月，“孙志刚事件”之后，三名法学博士以普通公民身份向全国人大提请违宪审查；2004年5月，全国人大设立法规审查备案室；今天，全国人大完成对《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的修订，并通过《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我们仿佛看到了法治的脚步，正一步步朝我们走来，令人欣慰。

　　在这里，我希望这两个《工作程序》可以承担起违宪审查的重任，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

　　作为一位普通公民，对于违宪审查尚有三个祈愿。

　　一是应该遵照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观，让宪法的条款回归本义。宪法规范作为法律体系的“元规则”，决定了其条款的抽象化，缺乏可操作性。正因为如此，有不少宪法条款在实践当中被立法机关或者政府、部门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限制、肢解，甚至被偷梁换柱，使得宪法许多条款成为一纸空文，公民难以真正享受到宪法规定的权利。如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就有许多条款被附缠了种种严格甚至是苛刻的条件，使公民的这些权利名存实亡。

　　如果公民不能在公开场合(包括各种形式的传媒)自由地发表思想(不光用嘴说，还应该包括写作、摄影、电影、戏剧等等)，也叫做有言论自由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叫违宪？违宪审查又有什么意义？所以，在违宪审查起步时，就要用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观来厘清宪法条文的本义，避免太多有关违宪与否的争议发生。

　　二是应该扩大违宪审查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到，人大这次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列入违宪审查的范畴，这恐怕是不够的。即使是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出乎种种利益考虑，也未必合宪，有些法律时过境迁之后更有明显的违宪现象。一部集会游行示威法，就有多处不合宪之嫌，而且，这样的法律远不止一部。

　　如果人大制订的法律存在违宪现象，又不在审查之列，这种违宪审查制度又怎能说是完善的呢？

　　三是违宪审查的程序除了固定的，还应该是可知的、可诉的。人大设立备案审查室，对法规等进行违宪审查，谁又来监督这个审查备案室的工作呢？没有监督，何来公平？没有程度正义，焉能保障实质正义？这是不二法则。在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制衡与监督机制之前，有必要让公众、社会来行使这个职责———人大的违宪审查要增加工作透明度，不但与违宪审查提起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时反馈信息，还要在适当时机向公众汇报，接受公众的质疑与监督，以确保审查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下进行。

　　同时，还必须保证是可诉的，如果违宪审查的提起者对于人大审查备案室的工作表示不满，还必须有一个途径可以保障对审查工作进行投诉，甚至是“审查”。

　　当然，违宪审查只是蹒跚学步，我们还不能过于苛求，但我们还是有必要表达观点，让违宪审查不至于南橘北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