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给予中国的舞台

　　东亚给予中国的舞台

　　中国不是在谋求利用任何东亚组织来对付其他区域组织，更重要的是一种新思维，一种全球化情况下的区域组织新思维。

　　撰稿／苏庆先(记者)　赵艳燕

　　或许未来某一天，首届东亚峰会将被冠上一个历史性的头衔。

　　会谈不过短短3个小时，却聚集了占世界人口一半左右的16个国家，吸引了全球最富经济活力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印度。最关键的一点，它预示着东亚合作的开端。

　　那么，在新亚洲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将扮演何种角色？未来谁将主导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本刊记者专访了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教授、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郑永年。此前，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政治经济及其对外关系的研究。

　　记者：在刚刚举行的东亚峰会上，你认为中国扮演了何种角色﹖

　　郑永年：中国扮演的角色是多种的，但对建设一个新亚洲来说，中国主要扮演了两种角色。第一，中国要把东亚峰会建设成自己和平崛起的舞台。中国是东亚峰会的主要倡导者，东亚峰会是与10＋3机制分不开的。在10＋3的框架下，中国做了很多努力。而这次东盟峰会在10＋3的基础上又向前走了很大的一步。但是，大家注意到，尽管中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它并不谋求东亚峰会中的领导作用。相反，从一开始，中国一直支持东盟在东亚地区扮演主导角色。此次峰会上，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也再次强调中国绝不会在本地区谋求支配性地位。

　　90年代以后，东盟曾害怕不断强盛的中国会主导亚太地区，但中国此后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实行经济外交和睦邻外交，用实际行动赢得东盟国家的信任。中国一再强调东盟在东亚区域主义中的主导角色，这种做法在国际关系中是很少见的。要知道，国际政治舞台的主题从来就是大国竞争权力。中国这样做，无疑在追求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责任。

　　第二，中国强调东亚峰会或其他地区组织的开放性。温家宝总理这次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任何区域组织都有其“边界”，如果没有边界就成了国际组织。但如何处理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难题。峰会前，美国一直在担心东亚峰会会不会成为中国主导的封闭性的地区组织，而和美国对抗。当然，这是美国以自己的经验来看待中国的。中国方面一直强调区域组织的开放性。这次峰会还包括了

　　记者：近年来，美国的亚洲政策一味以“反恐和安全”为主，导致它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进程脱节，如今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似乎受到了某种威胁，你对此是怎么看的？美国的对策会是什么？

　　郑永年：“9·１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国际战略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从克林顿政府时期侧重于经济外交的战略转向了布什政府的军事主义的反恐政策。在反恐问题上，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无疑，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但是如何反恐，东亚国家和美国有不同的做法。

　　美国强调军事打击，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很多亚洲国家对这种方法并不认同。美国反恐的实际经验也表明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强调通过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从根源上消除恐怖主义。东亚和美国对付恐怖主义的重点不同，美国推行的是军事主义，东亚国家推行的是经济主义。这就使得美国的亚洲政策和亚洲国家本身的发展战略有很大的脱节。

　　记者：在美国盛行军事主义的同时，中国努力进行自己的经济建设。那么，美国如何看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郑永年：90年代早期以后，美国国内一直盛行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布什开始时说中国是“竞争者”(competitor)而不是“伙伴”(partner)，甚至有时称潜在的“敌人”(enemy)。最近主流意见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前不久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提出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很多政治人物实际上不得不接受

　　美国是个多元社会，这样那样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一直会出现。问题要看两个政府如何理性地来处理两国间的关系。只要两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大，美中关系会处在可控范围内。现在人们看到两国间的摩擦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两国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包括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交往。美中关系可以说是互相依赖(interdependency)。两个国家关系再好，也不会到达所谓的“蜜月期”的程度。但只要两国间的合作多于摩擦，中国威胁论应该不会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

　　记者：在东盟诸国看来，中国日渐上升的地区影响力对它们是好还是坏？它们对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持一种怎样的态度？

　　郑永年：和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样，东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也有过一个转变过程。90年代初，东盟国家也出现过中国威胁论，因为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沙群岛等问题上有些历史性矛盾。但很显然，中国非常理性地处理了南中国海问题。这个一直被西方世界视为战略“热点”的问题始终没有热起来。后来东盟又有中国“经济威胁论”的说法，担心中国会吸走本应流向东盟的外资，担心中国产品对东盟构成竞争等等。

　　转折点出现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有效地帮助了东南亚国家，中国的责任开始体现出来。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中国提倡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关系既互补又互相竞争。东盟意识到抵制中国的经济崛起会是无效的，更重要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工业结构，加强竞争力。所以，东盟国家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一个机会，而非威胁。积极参与中国的经济崛起，在参与这个进程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产业，这是东盟的一个共识。

　　记者：在您看来，首届东亚峰会取得的最有价值的成就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说？

　　郑永年：我觉得最大的成就是会议本身。与北美、欧洲比较，东亚地区的组织性是最弱的，在这个地区可以说没有一个健全的区域组织。在北美模式中，美国势力最强，加拿大、墨西哥都处于弱势，形成的是一种等级制(hierarchy)组织。在欧洲模式中，由于二次世界大战，英、法、德等大国势力均等，政治制度上没有很大的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当，因此形成了一种以平等(horizontal)为特点的组织。但在东亚地区，中、日都是强国，东盟也不弱。这本身不是问题，但因为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方面差异，东亚很难形成平等的区域组织。在中日韩等国之间没有建立互信之前，一旦涉及到区域组织问题，就要涉及到“谁来当领导”的问题。但东亚地区的组织程度低并不表明这个地区各国间的交往程度也低。实际上东亚地区各国间的经济交往(transaction)并不比其他地区低多少。无论是中日韩之间，还是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经济的互相依赖性已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实际上的交往和互动组织化。这也就是东亚峰会的主题。因为东亚没有一个组织平台，所以就来借助东盟这个已经建立已久的平台，这就是“10＋3”的由来。这次东亚峰会能够形成，我想主要国家已认识到要建立一个全方位的东亚合作组织的重要性。我相信东亚峰会最终会超越10＋3。虽然中日矛盾、中韩日矛盾仍存在，原本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将在此次峰会中会晤，但最后没有。这是个遗憾。但是这三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整合程度已经非常深，一旦日本调整心态，就不会有很大的组织争取经济方面的更大的整合。东亚峰会毕竟已经走出了第一步。

　　记者：该峰会对促进未来的东亚合作有何重要意义？

　　郑永年：我已经说过，东亚峰会是东亚合作的开端。就像欧盟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东亚峰会应该是东亚合作的第一步。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但很重要。

　　记者：在本次峰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特意向温家宝总理借笔，这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积极的信号？

　　郑永年：对小泉的这个举动，我们既可以理解为是有计划这样做的，也可能是他真的没有带笔，大家都可以发挥想象力来猜想背后的原因。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任何政治动作都是有意义的。不管中日关系如何不好，但我认为两国关系的大门是敞开的。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交往的历史长达数千年。在交往的历史中，有时候中日两国都很封闭，没有实质性的互动。到了唐宋时代，交往十分紧密，日本向中国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转型很成功，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但日本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便开始侵略中国。中国牺牲了无数生命。二战后，中日关系又趋于缓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虚心地向日本学习。现在，中日矛盾的关键在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问题。这并不是日本方面所说的打“外交牌”的问题，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是对与错的问题。

　　虽然中日政治关系紧张，但两国的经济合作越来越紧密。中日在经济上互相需要，经济在不断整合。小泉在峰会上的举动可以理解为一种积极的信号，早些时候，他也做过各种动作，但问题是他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个国家没有道德感，就很难建立国家间的互信。

　　记者：你认为未来东亚地区的一体化有可能达到类似欧盟的紧密程度吗？

　　郑永年：这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从实际的交易层面看，东亚地区经济交往和整合能赶上欧盟。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个推动力。全球化是另外一个推动力。但从制度化层面来说，无法赶上欧盟。我前面强调过，由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上政治、宗教及文化上的差异，东亚地区很难在制度上像欧盟一样形成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