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元：为中国的发展谋求最大可能性

　　构建和谐社会听上去是从国家发展角度，但是恰恰是小的和谐、微观的和谐汇聚了大的和谐、宏观的和谐。

　　采访-本刊记者 亓昕

　　那已经破损的红色塑料皮的笔记本里，一早就写满了少年牛文元的家国情怀，如果

人生真的有迹可循，那个笔记本可以见证，一个若干年后参与“为整个中国甚至人类的发展谋求最大可能性”的人，就从这里出发。

　　18岁高考，中学六年12个学期得12个第一的学子，可以很随意地读中国最好学校的最好专业。他想了几天，最后选择了令所有人感到意外的自然地理学，初看起来这似乎近于少不更事的轻狂，但其中既有扫除天下的远托，也有勇士赴敌的悲壮。因为在当时的他看来，物理、化学和数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型，而地理学--唯一联结自然与人文的桥梁，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科学的行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些已经成体系的，让他人去搞好了，这一张白纸，让我来挥毫书画。

　　“小小年纪，看问题怎么会如此高瞻远瞩？”

　　就是在记者问过这个问题后，牛文元起身，拿来了那个红皮笔记本——自己47年前的日记。那用浑熟的笔体记满了名章佳句语录诗词的小本儿，

　　他挑那些画着重符的格言为记者朗诵，念到“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时，他一顿，说：就是这句！

　　就是这句，解译了一个知识分子学以致用的追求，一个科学家经世济民的良知。

　　四年后大学毕业，在全国范围内仅录取一名却有158名学子报考的1962年，牛文元以绝对优势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此时，"征服自然""人定胜天""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等口号的余威，仍在横扫中华大地；"物产丰厚""地大物博"之类的溢美之辞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还在陶醉。他心里清楚，地球并不以人们的天真赞美而存在，支撑中国发展的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其实非常脆弱。

　　观念必须革新——这是地理学的首要任务，只有在此基础上，方能试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与发展战略！为了这一目标，他开始大量阅读和研究外国文献及资料，截至1965年，仅业余的读书笔记和研究心得，他就记了500多万字，整整的17大本。

　　十年浩劫中，他是“逍遥派”。一有机会他就钻进图书馆，有一次看书着了迷，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觉得周围静得出奇，抬头一看，图书馆里一个人都没有了，他急忙向门口冲去，一推门，门已经在外面反锁了。原来，他一个人躲在安静的角落里读书，闭馆时管理员没有发现他。幸好后来有人经过才把他放了出来。“这种表现”，自然不能再留在科学院，他被下放了。就是在被下放的“五七干校”里，他把《英语小辞典》用红色塑料封皮包上，使它从外面看上去是本“语录”，用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在很多知识分子都感到前途无着、意志消沉的时候，他攻下了第二外语，始终跟踪世界范围内地理学的发展前沿与趋势，积蓄着实现人生梦想的学识与力量，酝酿已久的创新思想日臻成熟。

　　那个冬天的夜晚寒冷而寂静，他办公室的灯光久久地亮着。就是从那个夜晚，他开始撰写《自然地理新论》，多年的积淀喷薄而出，至1981年此论著问世，犹如一口新鲜的钟，为沉闷的地理界敲出了清越音符与不绝的回响。在这本论著中，他一反传统思路把各类自然要素纳入新理论、新体系、新方法之中，之前仅限于平面知识的地理学，在他的著述中活转过来，成为每个人身边活生生的存在。

　　此后几年，《现代应用地理》《理论地理学》相继问世，这三部论著，系牛氏地理学宏大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它们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几乎回答了现代地理学面临的全部重大问题。在他的笔下，地理学由庞杂的湖海戈壁、熟悉的自然环境、地表的四大循环、复杂的人地关系等表面知识，终于变得具象而亲切，与芸芸众生的生存与发展丝丝相扣。

　　他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与研究，可以追溯到1962年出版的美国女生物学家卡尔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这本"描述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的书，对他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二战以来国际上发达国家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方式所付的高昂代价，使他坚信：中国的发展必须以史为鉴，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1992年，巴西里约地球高峰会议之前，牛文元在中科院建立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室并亲任主任。至此，他从"为学"而转入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致用。

　　他说:"中华文明精神的一个特点, 就在于发掘真理、寻求规律，而后学以致用，经世济民，这种精神自古至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传承中的主流，为人称颂，史不绝书。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这铿锵之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融入天地正气之中......"

　　记者：最初您是地理学家、科学家，现在也有人称您为经济学家，您自己更喜欢哪种身份？

　　牛文元： “经济学家”的称号我不敢当，我想我就是一个科学工作者。

　　我从青年到现在，分成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学”，为了将来能有用你必须要学习大量知识；第二个阶段就是“致用”，学了知识如果你不能服务于国家、民族、社会，或者更高一点说，服务于人类，那你的所学就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学习目的以及做人的根本。

　　做人要做到完全。做到完全是既要看到社会或者人类在整个文明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挑战、缺陷、压力等等，同时能够用自己所学去认识、去解决、去帮助或建设性提出自己的意见参与到社会进步的洪流之中，身体力行地为社会发展、国家振兴和人类进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记者：“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个名词，似乎是从国家发展角度予以定义，如果从老百姓角度看，该怎样理解？它如何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牛文元：这个理念，大到国家、人类，小到一个家庭、个人，都有其共同遵循的价值核心。它的本意在于两点，一、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对自然的回馈相平衡。二、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一个利益集团与另外一个利益集团、一个地区与另外一个地区、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都应当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听上去是从国家发展角度，但是恰恰是小的和谐、微观的和谐汇聚了大的和谐、宏观的和谐。所以，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既着眼于全世界全人类，也注重社区、家庭、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人都离不开水，水资源枯竭了，怎么持续？人人都得呼吸，空气污染了，又怎么持续？我用一句话来说明可持续发展对大到国家、人类，小到家庭、个人的普世价值——这就相当于地球引力对于物体的功效。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它都在对你起作用。

　　记者：在可持续发展的纲领下，请您预测一下，我们会在多长时间内使差距缩小以至持平？

　　牛文元：预计50年左右的时间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记者：生物学家认为目前的地球环境被人类活动搞得很“危险”，那么可持续发展的前途是不是很严峻？

　　牛文元：我们研究长期战略的从不为短期的现象所迷惑，100多年前，美国西部开发的时候比我们现在还糟糕，改变需要一个过程。虽然转型期确实让人感到痛苦、迷茫，但我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牛文元：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国务院参事，获选中国第二届环境大使。

　　早在1983年即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世骏一道参与起草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即布伦特莱报告)，成为在中国最早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先锋与开拓者，并以"一马一牛"的称号享誉学术界。

　　1988年将可持续发展列入中科院的研究计划； 1992年巴西里约地球高峰会议之前，在中国首创"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室"并兼主任。2001年因研究"国家现代化"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理论体系，被境外学界称为"牛氏指标"。

　　1998年至今，主持出版了每年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年度系列报告(已出版七部)，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发展内涵、实施框架,创建了评价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体系,构造了中国各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总结了中国十多年来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总体成就。此报告已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权威文本。

　　中国的国家发展成本为什么会高于全球发展成本？又是什么在制约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牛文元对此进行了详细解析。

　　1美元 VS 1.25美元口述-牛文元 整理-本刊记者 亓昕一个国家的发展成本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

　　第一，自然状况。中国的自然状况65%的国土面积是山地和丘陵，70%以上的国土面积每年因遭受强烈的季风影响导致水灾旱灾或其他自然灾害。1/3的国土面积荒漠化，17%的国土面积构成了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你要歌唱、写诗，都很好，可是你别忘了我们要在上面搞建设，这就艰难了。

　　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这是指你要想使发展达到更高水准，你势必要搞建设，工业农业服务业啊都得搞，但是你在搞发展的时候得看你用什么样的战略。两种可以选择，一种是拼资源，拼消耗，拼低级劳动力，这20年，我们用的就是这种传统办法，当然增长的目的是达到了。但是长期下去，你的资源能支撑得了吗？你的环境能支持得了吗？因此我们选择另外一种方式，"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有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模式的转变，少用资源少耗能源少牺牲环境，利用科学和智慧，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举个例子，十多年前，手机像砖头那么大，现在我们有火柴盒那么大的手机，原材料用得就少多了吧，但是通讯的功能只多不少。

　　第三，社会原因。这取决于人类智慧、知识和人力资源的充分表达。整体来讲，中国人的平均素质还不算高，还有不少文盲，西部地区很多孩子失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把知识变成财富呢？

　　这就是我们中国发展成本比较高的三大原因。而现在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倡导都是为了使得中国的发展成本在原有基础上大大降低。从整个地球来讲，资源是有限的，以节省及科技使其可持续并且再生，那么供给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能源及资源就能持续保证。否则，自然报复的结果就是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变成了沙漠，楼兰国不见了，玛雅文化也消失了。

　　至于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总体来讲，有三点：人口、集约化水平、社会公平。

　　只有当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接近零增长的时候，人口才能完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国目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八左右，我们估计到2030～2035年间，自然增长率可以接近零，接着还有人口结构、素质、人力资源的问题，还要调整20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与发展才能和谐。

　　其次是集约化水平的建设。

　　第三是社会公平的实现。国际上有个财富分配的基尼系数比例，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基本上在0.30～0.35之间，0.4是个警戒线，超过警戒线足以动摇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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