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陕西洛川小统筹实验：为农民看病难趟路

　　2005年对于中国农村医疗体制改革来说，依旧是不寻常的一年，观念的碰撞，新旧体制的交锋都显得异常激烈。但可喜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种种创新和尝试，让我们看到了破解中国农村医疗难题的希望，如今坚冰已经被打破，我们正走在变革路上……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应该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我国的卫生医

疗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早已告别了“缺医少药”时代。然而目前在广大农村，农民看病却越来越难，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一人得病、全家返贫”的现象。农民在通往小康道路上看病难，是新时期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一个困境，也成为政府难心、农民烦心的一大社会热点问题。

　　■救了19名落水乘客的英雄却救不了自己的命

　　●从头天晚上到去世，金有树一直在流泪，他知道，为看病家里已经倾家荡产、债台高筑

　　2005年10月下旬的一天，重庆正值雨季，连续的阴雨天让开县县城通往丰乐镇乌杨村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经过一路颠簸，记者终于来到乌杨村。从村口望去，这条乡村小路虽然坑坑洼洼，非常难走，但过往的车辆却异常繁忙，一辆辆装着砂石的大卡车摇摇晃晃从身旁驶过。1年以前的10月23号上午，也是在这条狭窄的乡村土路上，一辆满载19名乘客的中巴车与一辆装满危险化学物品的货车在这里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村民们向记者回忆说：“那天大雨之后，涨大水，池塘里的水位一下升得很高。车子从东往西过来，货车爆炸了。其他过往车辆也看不到路，装满19名乘客的中巴车就直接从池塘边的土路冲下池塘去了。当时司机就喊救命，金有树跑过来冲下去救人。”

　　当时由于货车爆炸引起了巨大烟雾，中巴车因为看不清方向，一下栽进了村边4米多深的池塘。住在池塘附近的乌杨村村民金有树看到这一情况，纵身跳入水中。村民们向记者描述着当时的场景：“两个车子相遇，货车装着易燃易爆物品，中巴车为让道就冲到了堰塘里，金有树冲过去，当时他正感冒，不要命就去救人。当时天已经冷了，而金有树只穿着线衣，他跳入池塘中，把中巴车的玻璃打烂了，一个一个地把困在中巴车里的落水乘客往外救，连续救了19个人。并且把那些乘客的包、箱子等财物都给捞起来了。”

　　金有树把19位乘客全部救出之后，就悄悄地回到了自己家，很少有乘客知道是谁救出了他们。而救人英雄金有树也没有想到，从他奋不顾身跳入冰冷的池塘那一刻开始，自己的生命也即将逝去。

　　在金有树家简陋的农舍中，他的妻子刘先桂告诉记者，从冰冷的池塘中救完人回来后，当晚，金有树就开始咳嗽发烧，感到身体虚弱。因为家里贫困，没钱看病，金有树一直躺在家里不去治疗，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拖了两个多月后，实在不行了，金有树才被家人送进医院，经确诊他得了肺癌。从2005年1月18日到2月23日的短短36天之内，金有树治疗花掉4万8千元，而这些钱全部是借来的。刘先桂悲伤地说：“因为没钱，所以明明知道得了癌症，但他也不去医病，考虑到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就是不愿让孩子因此欠账。原来的钱都用完了，就只能在家等死了。”

　　相关资料显示，由于覆盖面广、基础薄弱等原因，我国大部分农村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在广大农村地区，自费医疗制度仍然占主导地位。近年来，农民医疗费用的攀升明显超过农民实际平均收人的增长幅度。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力承担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成为当今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突出矛盾。

　　没钱治病，只能等死，危难之中，金有树给开县一位领导写求助信：“我救了19人的生命，现在求领导救我的命。”信中，金有树第一次详细向外界讲述了他救人的经过，以及他遭遇的巨大困难。整整10天，送到开县县政府的求助信仍然没有回音。同时写给开县其他相关部门的求助信，也没有消息。

　　2005年3月1日，金有树不得不离开医院，回到家中。10天之后，金有树默默地离开了人世。“才45岁，他舍不得走啊。”刘先桂说，从头天晚上，到去世，金有树一直在流泪。他也知道，为给他看病家里已经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仅向亲朋借来的钱，光靠妻子和儿子种地的收入，不知道多少年才能还清。

　　▲正在给村民看病的云南省蒙自县西北勒乡他其口村村医李奎。

　　■46岁的农妇陈安琼，患宫颈癌晚期没钱治疗，只能躺在家中吃点最便宜的止痛药

　　●我国农村贫困人群中有70％是因为疾病所致，大约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

　　实际上，因为农村医疗保障体制的缺位，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甚至明知道自己患了重病却无力就医的远远不止救人英雄金有树一人。记者不久前在金有树生前所在的重庆开县关面乡进行了一次针对农村人口医疗状况的调查，结果堪忧。

　　46岁的陈安琼是重庆开县关面乡青蒿村的一名普通农妇，因为患宫颈癌晚期没钱治疗，目前只能整天躺在家中遭受病魔的折磨。往日还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家庭，因为她的病，如今已经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见记者来访，陈安琼尽量支撑着坐起来，因为疼痛，她不时用手紧紧揪住被子，脸上始终挥之不去的是一种近乎绝望的表情。他的丈夫心酸地告诉记者：“我家的庄稼也没有人种了。猪都卖完了。她的病从开始知道到现在已经拖了两年了，花了两万多块，在我们山区这就是很大的一笔钱。孩子读书读到初中毕业就不读了。原来她在卫生院也医治了一段时间，但一直无效，然后就到三峡中心医院去检查，诊断结果是子宫癌晚期了，因为没有钱，所以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在家里拖着。现在每天只能买些最便宜的止痛药来让她吃。”

　　从陈安琼家宽敞的房子可以依稀看出这户人家往昔生活的安康。而现在，因为花钱治病，她家的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了。墙边的桌子断了一条腿，下面垫了几块旧砖，两把破烂的藤椅用铁丝缠了又缠。

　　开县青蒿村村支书黄中刚告诉记者，陈安琼像这个村的其他许多患病村民一样，虽然重病在身，但是因为经济上无力支撑，根本无法到医院就医，只能卧病在家，捱一天算一天，“在全乡我们这个村的条件还算好一些的。我们村现在有316户，990人，没钱看病的群众有20％在家里卧床不起。像她这种原来小病的时候没发现，发现之后又没有钱治疗，只能在家呆着等死。”

　　可以说陈安琼的家庭是当今中国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又一个典型。权威研究机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农村，贫困人群中有70％是因为疾病所致。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大约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西部地区，60％—80％的患病农民死于家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中国农民绕不开的怪圈。

　　■有效解决看病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农民的第一需求

　　●专家说这是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过程中，解决农村问题最重要一环

　　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行政村实行了合作医疗，成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在当时，农村合作医疗被一些国外专家称赞为“开创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大国较好地解决农村卫生问题”的“中国模式”。然而，随着农村公社的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迅速瓦解。绝大多数农民成了毫无医疗保障的群体。中国农民成为自费医疗的最大消费群体。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洪大用告诉记者：中国农民90％是没有医疗保障的，享受不了任何医疗救助和医疗保障，80％的农民是不能去医院住院的，有病一般就在家扛着。实际上有80％的人是在家里死亡的。包括妇女生育三分之一是在家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表明，目前在我国，一旦得了大病平均花销在7000多块钱，而全国农民的纯收入每年也就2000块左右，可以说一场大病就会让一个家庭陷入困境。全国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如果说医疗负担重的话，对农村来说就更重了。“我们讲科学发展观，优先考虑的是缩小城乡差距，农村医疗应当是十一五关键。”

　　相对于以吃饱穿暖为基本需求的昔日中国农民生活保障诉求，如今已经走上致富奔小康道路的广大农民们更迫切需要得到的是健康保障，这才能使他们在致富之后不会因为疾病而重返贫困。可以说，这也是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过程中，解决农村众多问题中的最重要一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告诉记者，相关机构对农民的一项调查问卷表明，在解决了吃饭、穿衣等基本问题之后，如何有效解决看病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农民的第一需求，“针对农民这个群体来说，看病难、看病贵是他们亟待解决的第一问题。这也涉及到各级政府如何充分发挥职能，如果解决好了农民的这一主要问题，就是功德无量的好事，这对我国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也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大家都说有病不能去乡卫生院！”

　　●一个月4块6毛钱的工资，使二安乡卫生院根本没有好医生

　　我国独有的县、乡、村三级预防保健体系曾经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医疗保障体系最完备的国家之一，“赤脚医生”也曾是广大农村基层卫生工作者光荣的代称。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内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今天，当居住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希望就近看病，希望获得和城市居民同样高质量医疗卫生服务的时候，却尴尬地发现，那些曾经承担过农村合作医疗服务的乡镇卫生院如今一多半面临着生存困境。

　　“大家都说有病不能去乡卫生院！”这是记者在河南省内黄县大槐林村采访时，村民老张一再向记者强调的观点。

　　大槐林村是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二安乡的一个行政村，距离二安乡卫生院大约2000米。今年50多岁的老张是这个村的一位普通农民，由于身体不好，他经常要去县医院看病抓药，虽然二安乡卫生院距离他家比县城（大约30公里）近得多，但他说他已经好几年没去过乡卫生院了，因为二安乡卫生院既不能看好他的病，药价还比村诊所的要贵不少。

　　内黄县二安乡卫生院并不临路，路口也没有醒目的招牌。进入卫生院，除了满眼飘落的树叶和枯黄的杂草，记者没有看到一个病人，整个院落显得冷冷清清。

　　二安乡卫生院的门诊部在一排10间的旧走廊房里，虽然还不到下班时间，却没有一间诊室开着门，记者甚至找不到一个值班医生。在卫生院门诊部的走廊里，记者遇到了闻声赶来的乡卫生院院长李国昌和副院长郭宪林。李国昌告诉记者，由于条件差，没有病人看病，二安乡卫生院现在一个月的收入连正常的水、电、办公费都不够，更不用说给卫生院的22名职工发工资了。为了维持卫生院的运转，还欠下了22万元的外债。

　　地处河南省内黄、汤阴、浚县三县交界处的内黄县二安乡卫生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辖区有29个行政村共40129人，覆盖区域广、人口多，医疗资源丰富。作为二十世纪50年代建成的卫生院，也有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但是，目前却濒临倒闭。

　　“科室都有，就是群众不相信！”李国昌说，现在的二安乡卫生院服务条件差，房屋老化，设备陈旧，根本不能给老百姓提供正常的医疗服务。

　　记者注意到二安乡卫生院有放射科和B超室，但李国昌表示，放射科，那都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东西，修修用用，用用修修，配件整个老化了。

　　由于医疗设备陈旧而且匮乏，二安乡卫生院的医生日常诊断主要还是靠“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老三件，凭感觉和经验去判断病人病情。加上房子到处透风漏雨，环境差，一旦病看不准了，老百姓再也不来了，住院病人就更谈不上了。而群众不来卫生院看病的根本原因，还是这里没有好的医生！

　　可是最低的时候一个月才发4块6毛钱的工资，二安乡卫生院又凭什么去吸引好的医生呢？

　　李国昌说，由于工资待遇太低，原来有点经验、有点技术的医生大都想方设法调到县城的医院去了，而现在医院唯一的一位主治医生也转去做防疫工作了。40多年来，二安乡卫生院竟然没有进过一个第一学历是大专毕业的工作人员，目前基本上是无职称无学历的在这撑着。

　　▲作为一名慢性氟中毒的重症患者，63岁的村民王殿元已20年直不起腰来。

　　■内黄县17个乡镇卫生院一半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卫生局副局长认为，根本原因是政府财政投入太少

　　资料显示，我国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均衡，占全国人口20％的城市人口占有我国卫生资源的80％，而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人口却只占有20％的卫生资源。近年来，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而贫困地区儿童死亡率是大城市的9倍。

　　二安乡卫生院的情况并非个案。内黄县卫生局副局长王俊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县卫生局曾经对全县17个乡镇卫生院进行过调查，结果是很令人忧虑的：

　　“全县17个乡镇卫生院除井店还好了点，其他房子都露着天呢！下雨天，外边不下，屋里还在下。有的化验室里有积水。有的没有水没有电，吃水到附近学校里打。冬天正常取暖，连煤球都买不起。很难维持。”

　　据王俊廷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示，内黄县17个乡镇卫生院中有近一半的卫生院的X光机、B超、生化等诊疗设备年久失修，疲劳运转。专业技术人员流失严重，人才青黄不接。相当一部分乡镇卫生院年业务收入不及县级医院的一个科室；多数卫生院月人均工资在2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十元。目前近一半的卫生院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内黄县卫生局副局长王俊廷认为，造成目前乡镇卫生院这种局面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政府财政投入太少了。

　　2002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乡镇卫生院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综合提供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等服务。“一般不得向医院模式发展”。这就是说，乡镇卫生院本来应该是非营利机构，乡镇卫生院不能像医院一样走向市场，这就要求政府财政要给它足够的支持。

　　但是内黄县年财政收入6000多万，年财政支出2个多亿，卫生经费根本保证不了。每年80万的经费包括县级医院、防保站，到乡镇最多的就是3—4万元，光退休人员的工资就保证不了，不要说房子维修和设备更新、人员培训了。医院职工的工资全靠自己挣，看病，提成。

　　二安乡卫生院现在的状况，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乡镇卫生院正面临的共同困境。

　　卫生部基础卫生和妇幼保健司副司长杨青曾经透露，目前我国现有的44952所农村乡镇卫生院运行状况，三分之一还可以，三分之一勉强维持，三分之一处于崩溃边缘。

　　在洪大用教授看来，乡镇卫生院的困境并非偶然。实际上农民看病的习惯是在村里，因为村里相对比较熟悉，即使是私人诊所，也是熟人，还可以赊账，出了问题你也跑不了。但是乡镇卫生院作为专业医疗机构，服务的态度，服务的质量却并不高，收费却肯定要贵一点。这就是说，政府的设计跟农村的实际有差距。

　　■21岁的乡村医生由村委会选出，靠信任行医

　　●村卫生室方便村民，但亟待规范

　　相比较乡镇卫生院，农民更习惯在村里看病，因为就近看病非常方便，而且村级卫生室看病、收费的方式更加灵活。

　　在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西北勒乡，记者采访了他其口村的村民、彝族妇女王美英。王美英告诉记者，平时生病了一般都是在村里看，到赤脚医生那里去打针。

　　王美英所在的蒙自县是云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20个试点县之一，西北勒乡属于当地的贫困乡，王美英如果去乡卫生院看病，能够得到政府的一部分补助，但是由于他其口村到乡卫生院太远，看一次病来回路上就要走上4、5个小时，王美英觉得耽误时间，反正只是伤风感冒这样的小病，还不如去村卫生室打吊针方便。

　　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其口村的大部分村民都象王美英一样，伤风感冒了就到村卫生室的医生那里去打针。他其口村的村医叫李奎，今年才21岁，小学毕业，仅仅接受过4个月医疗培训，在村卫生室刚刚干了两年。李奎说，村民到他这里看的比较多的就是感冒和腹泻。由于技术水平有限，他只能用抗生素去解决腹泻、感冒这样的小病，或者小的外伤。但他这里看病方便又便宜，还可以赊账。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是一个村子的，相互之间很信任。

　　李奎能成为村医实际上就是大家对他信任的结果。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西北勒乡乡长苏宏先介绍说，这边的乡村医生都是由村委会选出来的，都是大家信得过的人，乡上对结果不会干涉。这也是为群众解决困难，虽然大病这些乡村医生看不了，但他们能够处理、解决一些小问题。但是这些由村委会选举出来的乡村医生，并不具备相应的行医资质。而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乡村医生不具备行医资质，技术水平低，滥用抗生素的问题，在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普遍存在。

　　作为我国卫生系统三级预防保健网络最基层的村级卫生所，一直以来因为看病方便，药价低廉受到农民的欢迎。然而近年来，由于人口流动的增加、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的变化以及环境的恶化，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已不再限于感冒发烧和腹泻，而扩展到非传染性慢性疾病。

　　最近的调查表明，在导致农村人口疾病死亡的原因中，居于前3位的原因是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乡村医生技术水平低，缺乏执业资质，不能适应当前农村居民医疗需要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同时，由于现在乡村诊所多为私人经营，主管部门疏于管理，乡村医生的服务意识，药品的价格和质量也常常受到农民的质疑。

　　■“黄牙”、“罗锅儿”村之痛

　　●严重的氟骨症让村民从20多岁就直不起腰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重要性超过疾病治疗。我国的农村公共卫生体系主要由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下的县级防疫站、乡级卫生院、村级卫生室构成。它担负着我国农村9亿人口的基础疾病控制、传染病防治、预防免疫、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职能。但是在调查中，记者发现，我国农村县乡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络中，乡村两级卫生机构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突出问题。这直接导致其不能和县级卫生防疫站一起构成环环相扣的三级医疗保健网络。出现严重断层的中国农村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面临巨大挑战。自上世纪的中后期以来，由于防控体系的不健全，一些地方性疾病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又重新抬头，如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疾病防控体系已经成为目前农村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

　　大雪节气的东北农村，一片银装素裹。对于全国产粮大县的吉林农安来说，这场大雪应该是土地期盼已久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寒流却铺天盖地侵袭着农安县里一些地方病重病区的农民们，使他们原本就不轻松的病体雪上加霜。

　　“全都麻木了，脚上的鞋丢了都不知道了。用布条把腿绑起来。透风就疼。”说这话的是吉林省农安县华家镇边岗村的王淑兰老太太。今年已经七十二岁的她佝偻着腰，躺在自家冰冷坚硬的坑头上，虽然外面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但是王老太家的土坯房，却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如今已经四面透风。老人在所穿的破棉裤裤角用一块布条缠了又缠，以防风直接穿透宽大的裤角侵袭她本来就已经近于瘫痪的双腿。王淑兰老人已经很久不能下坑了，即使是拄着拐棍也需要别人搀扶才能站稳。当着记者的面，她撸起裤腿，细瘦的双腿上，碗口大的膝盖骨，格外惹眼。王淑兰老太太说，这就是折磨她大半辈子的慢性氟中毒给她留下的最明显记号。

　　被王淑兰老太太提到的侵害她一家几代人的疾病是地方性氟中毒，在她所居住的吉林省农安县华家镇边岗村逯家屯，由于饮用水中氟的含量明显超标，村民们几乎无一幸免地患上了这方面的疾病。走出王淑兰老人凄冷的家。边岗村村民组长王殿臣引领记者，踏着厚厚的积雪，去看村里的其他患者。59岁的王殿臣，看上去身板还算硬朗。可是一张嘴，露出的一口黑黄牙，表明他也在遭受氟病的毒害。王殿臣告诉记者，“氟骨症发作起来就是骨节凝固。我们一般40多岁骨节都变形了。我父亲死了，身体弯曲得两头扣一头了”。

　　63岁的村民王殿元是王殿臣的哥哥，作为一名慢性氟中毒的重症患者。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中，氟病毒已经深深扎根在他原本健康的肌体中，如今，严重的氟骨症已经让他根本直不起腰来。

　　■谁来为“氟病村庄”止痛？

　　●县级卫生防疫站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地方病防控

　　地方性氟中毒病是十分广泛的一种化学性地方病，主要表现为氟骨症、氟斑牙。患者往往都有牙齿变黄变黑、驼背躬腰甚至下肢瘫痪等病状。我国是地方性氟中毒受害较重的国家，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有氟病的发生。据统计，全国有近1300个区县属于地方性氟中毒病区，病区村庄数量已经累计接近15万个，病区人口高达1亿1千多万。

　　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就被发现的地方性氟中毒的重病区，吉林省农安县华家镇边岗村只是农安县422个氟病区之一。群众患病的原因是由于长年饮用超标的含氟水和长期食用这里生产出来的粮食和蔬菜。地方性氟中毒是一种可以预防但基本不能医治的疾病。但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农安县地方性氟中毒的预防工作还是没有得到显著改变呢？

　　农安县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吴升军告诉记者，作为国家目前基层卫生防控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县级卫生防疫站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地方病防控。吴升军说：“我从事地方病工作已经26年了。解决病区群众痛苦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改水。改水需要大量资金，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需要政府各部门的协作和配合。”

　　目前，我国已经有传染病防治法和职业病防治法，但还没有地方病防治法，这导致地方病应当由谁管、怎样管，责任、权力、监督等一系列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某种程度上，这也凸显出我国农村在地方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建设方面尚存在缺失。吉林省农安县卫生局副局长张凯对此分析说：“咱们国家的卫生方针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但是人们现在的认识还是不到位。‘重治轻防、越治越忙’。”

　　■肺结核、肝炎、性病等疾病在广大农村卷土重来

　　●专家呼吁给农民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体检

　　针对目前在我国农村医疗中普遍存在的重视治疗、轻视预防的现象。洪大用教授认为，在健全农村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过程中，如何为9亿农民织好“健康网”，政府义不容辞应该“唱主角”。“我觉得应该把疾病预防的工作做得更细致。比如一方面推动农村公共卫生环境的改善，另外就是普及卫生知识，疾病预防知识，三就是尽可能提供常规性的检查，哪怕是简单的血液化验就可以减少大发病的概率。”

　　专家所提出的给农民普遍建立一个健康档案，并定期对农民进行体检。落实到县一级卫生防疫部门，能否把这一设想变为实际呢？吉林省农安县卫生防疫站咸延伟副站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全县120万人口，要做一次体检很难，而且它的投资要很大。虽然我们县一级的卫生防疫部门担负着对农村群众的疾病预防和控制的职能。但是我们人员、经费和现有的技术都不具备搞这项工作的条件。体检必须通过一些仪器监测，得做一些辅助检查。据我所知，城市搞一次都需要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了，更别说给农民进行一次身体普查了。”

　　不可否认，近20多年来，虽然各级政府及卫生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滑坡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甚至有人曾经夸张地认为，由于投入严重不足，导致中国农村公共卫生防控体系“线断网破”。然而，更令人忧心的是，由于防控体系不健全，肺结核、肝炎、性病等过去已消灭或基本消灭的疾病在广大农村的卷土重来。吉林省农安县卫生局副局长张凯告诉记者：“因为疾病预防投资大、见效慢、时间长，领导看不到那么远。在这方面只有认识到了，才能做到。”

　　■洛川县农民王百仓很高兴：手术费6000元，县里给报销2000多

　　●“大统筹”成为农民大病之后的安慰

　　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洛川县，是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洛川会议”所在地。这个革命老区如今拥有国内第二大的苹果种植面积，苹果经济是这里16万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农民辛苦一年下来人均3000元的收入，还不够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顷刻间的支出。

　　对这一点，洛川县旧县镇西村村民王百仓感受很深。最近他因为肠穿孔在洛川县医院做了手术，一次就花了6000多块钱，对他来说，这个负担的确不轻。放在前几年，这钱花了多少都是自己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王百仓告诉记者，他全家5口人，每人交了15块钱，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大统筹”，手术花的6000多块钱，县里给报销了2000多，多多少少减轻了一点他的负担，让他觉得很高兴。王百仓所说的“大统筹”，是指2003年以来在国内一些农村地区试行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财政直接支持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洛川被确定为陕西省首批试点县之一。

　　让王百仓觉得高兴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洛川县已经试点两年了。与以往的农村合作医疗相比，它是以县（市）为单位进行统筹，而不是过去的以乡、村为单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更强调基金筹措以农民自愿缴纳、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为主，更突出以大病统筹为主，而不是过去集体经济下的有限“福利”。

　　陕西省洛川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副主任曹茂林介绍说，按照有关规定，“参合”农民每人每年缴纳15元，其中5元为大病统筹基金，解决农民因患病住院的医疗费用补贴，10元划入个人账户，用于门诊小病等医疗开支。此外，中央每年给每名“参合”农民补助10元，省、市、县财政则分别按4元、3元、3元的标准每年补给每名“参合”农民，即“参合”农民人均大病统筹金额为25元。

　　曹茂林说，“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农民的住院补助办法是，在本县乡镇卫生院，补助为60％，县级医院补助50％，县以上医院补助40％。同时限定了每人全年一次或多次累计最高补助金额，一般病例补助不超过1万元，特殊病例1.5万元。“大病统筹”实施至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因病致贫的情况。

　　■洛川县凤栖镇中心卫生院成了当地农民看眼病的首选

　　●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实施方案激活困境中的乡镇卫生院

　　由于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实施方案在报销时向在乡镇卫生院住院就医的农民倾斜，报销比例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激活了濒临困境的乡镇卫生院。进入12月的洛川县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十几度，但是在洛川县凤栖镇中心卫生院的门诊楼里却丝毫也感觉不到寒冷。

　　在门诊部二楼，记者遇到了专程从洛川县老庙镇界村赶来看眼病的何宝珍、张桂琴夫妇。老何告诉记者，他们先在县医院做的检查，查出张桂琴患了白内障，后来别人都说这边眼科看得好，环境也不错，就过来了。老何说他们家有三口人交钱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这边手术可以报销一部分，报销比例要超过在县医院。

　　刚刚从手术室出来的凤栖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陈建学介绍，这两年卫生院效益不错。凤栖镇卫生院经常把西安、延安的眼科专家请进来在卫生院给农民看病，由于专家水平高，在乡镇卫生院看病住院报销比例比在县医院要多出10％，卫生院成了当地农民看眼病的首选，“新农合”的实施给凤栖镇中心卫生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生机。

　　■李永莲一家办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但账户上只有30元钱，还是去不起医院

　　●无力支付自付段费用的农民看病仍然困难

　　陕西省洛川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方案实施两年来，对得了大病需要救助的农民和县、乡、村三级指定医疗机构来说，无疑是个福音。但是方案规定的门诊开支只有10块钱，不住院不能报销，而报销也要超过在各级医院看病报销的自付段标准，也就是要想享受大病救助，个人首先要支付一定的自付段费用，也让一些确实无力支付但又急需救助的农民得不到政策的优惠。

　　李永莲是洛川县凤栖镇好音村的村民，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常常让她疼得连炕都下不了。李永莲告诉记者，她家是县里确定的特困家庭，三口之家就靠她一个人做点手工活挣钱养活。

　　李永莲的手很巧，纳鞋垫、刺绣，她样样都行。但是纳一双精美的鞋垫要花上四、五天的功夫，最多也就能卖上个5块钱。所以虽然县民政部门出钱给她一家三口办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但是李永莲说她不敢去医院看病，看不起。就是从村诊所买的2块多钱的止痛药，她轻易也不舍得吃，除非实在疼得无法忍受。

　　李永莲的情况在当地有一定的普遍性。李永莲一家三口虽然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是他们全家的个人账户上只不过拥有30块钱。由于李永莲的风湿性关节炎不用住院，她既不能享受合作医疗报销医药费的好处，也无法因此得到民政部门的医疗救助，但是她的病痛却不停地、实实在在地折磨着她，当她用完了全家个人帐户上的30块钱以后，忍受疼痛就成了她无奈而现实的选择！

　　▲妇幼卫生、计划免疫、慢性病跟踪、健康教育同医疗服务一样，都是社区服务站的主要工作。

　　■“国家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那就让我们农民自己先搞”

　　●在社科院帮助下，洛川农民自己缴费实验“让小病不再变成大病”的“小统筹”

　　以保大病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因病致贫的窘境，但由于受益面相对较小，如果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长期享受不到救助，积极性容易受影响，很难继续下去。如何在保大病的同时，解决农民看小病和日常预防保健的需要？从2004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的“小病统筹”社区卫生实验，也在洛川县的旧县镇悄然展开。与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大病统筹”相比，“小病统筹”社区实验筹集的资金完全来自农民自己的缴费，而整个合作社的运做管理也全部由农民自己完成。

　　“如果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国家暂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就让我们农民自己先搞。”陕西省洛川县旧县镇疙瘩村的村民栗百营告诉记者。他今年刚刚被推选为洛川县旧县镇的农村医疗合作办公室主任。这个农村医疗合作办公室并不是什么官方机构，而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的指导下，由当地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村医疗合作社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介绍说，在陕西洛川的这个试点，其实就是农民自己搞的医疗合作社，就是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聘医生。因为农民看病的习惯就是小病不出村，大病我就直接去县里了。所以这个试点就是要把乡镇这一级变成一个集中的检验中心，有一个产房，有X光机、B超，有药库，作为药的物流中心。然后把医生派到下面去，建社区卫生点（社区服务站），工作职责包括预防，免疫，体检，健康知识的传播。这个社区卫生点服务范围按照辐射的半径来算，是骑自行车很快可以到达的地方。（但实际上，现有的六个社区服务站的服务半径要用摩托车来衡量。）

　　按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设想，这项被称为“小统筹”的实验，是以乡镇社区为统筹单位，由农民自己建立的医疗合作社。组织农民以户为单位自愿缴费，目前人均每年10块钱，建立基本卫生服务统筹基金，由镇农民医疗合作组织代表全体社员集体签约购买镇卫生院下设的社区服务站提供的基本卫生服务，并对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服务进行监督。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农民平时的预防保健和看小病的问题，是向社员提供价格相对低廉的社区医疗服务。

　　■零下十几摄氏度的漆黑寒夜，冒着翻下上百米深沟的危险，社区服务站24小时为农民出诊

　　●运转一年多的旧县镇农村医疗合作社得到普遍信任

　　洛川县旧县镇农民的医疗合作社从2004年的4月1号开始正式运转。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这个以提供社区医疗服务为主的组织运转得怎么样呢？

　　前不久记者到洛川县旧县镇农村医疗合作社的阿吾、洛生、故现三个社区服务站进行了采访。在阿吾站，正从摩托车上跳下来的站长杨海鹏告诉记者，他刚刚出诊回来，有个孩子高烧38度7，他去给孩子打了一针，应该没事了。

　　12月的洛川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十几度，而社区服务站24小时服务的承诺，却意味着杨海鹏他们很多时候必须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片漆黑寒冷的深夜，骑着他们自备的摩托车，冒着翻下深达数十米乃至上百米深沟的危险，去给病人出急诊……

　　正是这样的服务态度，还有严格限定的药品价格，让运转一年多的洛川县旧县镇农村医疗合作社，得到了合作社社员的普遍信任。

　　因为肠穿孔去县医院做手术的旧县镇西村村民王百仓告诉记者，他一般看病都是去社区服务站，当时肠穿孔就是社区服务站检查后建议尽快转诊的：“一般看病都是小统筹，社区服务站离家200多米，看个头疼感冒，一般十几块就行，好处就是方便省钱。平时还办医疗保健讲座。最近我手术后从医院回来，社区服务站的医生还来进行大病随访，来了好几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洛川县旧县镇进行的“小病统筹”社区卫生实验，在解决农村居民的预防保健和常见病治疗等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为解决农民看病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是，基本卫生服务试点与新型合作医疗试点目前不能接轨，各行其是导致基本卫生服务难以得到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唐钧表示，目前洛川正在进行的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中国社科院的社区卫生实验并不矛盾。农村医改照现在走下去，大方向没有问题，最主要还是要在政府支持下去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医疗服务体制，用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来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要根据实际情况推进医改，但不要搞一刀切。为农民办好事一定要尊重农民自己的意愿。

　　■总理曾经深情地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不会因为没钱看病而发愁”

　　●解决农民看病难，不仅仅是尊重农民起码的生存权，更是建设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事实上，针对农民看病难、看病贵这一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也一直十分关注，并且努力寻求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合作医疗处傅卫处长告诉记者，“从制度层面来说，现在开展的合作医疗试点，为在新形势下建立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探索出了一些新的路子，也建立起了合作医疗的初步运行机制和制度框架。”

　　2003年，从我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开始，这项被誉为解决9亿农民看病难的阳光政策就被全社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然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在运行的过程中，同样还存在一些问题。北京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系教授宋文志则强调，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应当保障农民参加管理和监督的权利，这样才能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使合作医疗保持活力，“合作医疗要让农民参与到农村合作医疗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里面去，这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要不断地完善农村的医疗卫生机构；要尽快采取必要措施提高农村的医疗卫生技术水平，同时要加强农村的药品管理，使得农村能够真正用上低廉、有效、能解决问题的药品。”

　　傅卫也表示，下一步卫生部要进一步从制度上深化改革，从而提高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水平：“我们在推进合作医疗制度建立的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完善与这个制度的配套措施，解决好农村贫困家庭的医疗救助和合作医疗的衔接，同时也要加快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人员的培训和水平的提高，提高农村基层的医疗服务水平，满足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

　　农村医疗卫生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解决农民看病难，不仅仅是尊重农民起码的生存权，更是建设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深情地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不会因为没钱看病而发愁。”这句朴素的话，饱含了总理胸怀人民疾苦的感人情怀。

　　2005年对于中国农村医疗体制改革来说，依旧是不寻常的一年，观念的碰撞，新旧体制的交锋都显得异常激烈。但可喜的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种种创新和尝试，让我们看到了破解中国农村医疗难题的希望，如今坚冰已经被打破，我们正走在变革路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中，通过努力，我们就能够逐步建立起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和谐发展社会，到那时，农民们将不再为看病发愁，总理的“梦想”也将成为现实。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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