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看病难看病贵的怨气，在民间积蓄已久，哈尔滨天价医药费案将这情绪点燃。媒体加薪续火，又翻出了深圳旧案，证明哈尔滨案虽然夸张荒谬，却也不是纯属偶然。昨天又爆出两件新事:广州医院代患者高价外购药品，北京病人无钱医治死在急诊室门口。医院里的冤情苦情，正是此刻媒体挖掘追逐的热点，当然也是老百姓目光关注的焦点。
死于没钱治病，北京王建民当然不是第一人，这类事件，也不是第一次被媒体曝光:就在一个多月前，活人尤国英被直接送进殡仪馆；半年以前，8岁女童佘艳主动要求放弃对自己的治疗。这样的新闻以前一直都有，如果中国人医疗状况不发生变化，以后肯定还会不间断地出现。被发掘曝光的事情，或者得到社会的援助，或者得到合理的赔偿——从单件事例上看，求助媒体似乎是一个解决之道。
然而众所周知，只有那些极具戏剧性的、情节夸张的故事，才能够引起媒体关注。这中间甚至必需具有一些夸张煽情的因素:比如活人险被火化，比如死者距离抢救室不到10米，比如550万，比如8岁。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遭遇，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新闻价值”。或者是被重复化验了一两次，或者是多开了几副贵药吃不完，不要说550万，有时候可能只是5500元、550元的损失。这样小数目的利益损害，当真是司空见惯，即便媒体报道了，恐怕也不会引起什么反响，事情也未必就能得到解决。
但是550元钱的利益，对于患者来说，很有可能已经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关系到一家人的喜乐。王建民不是连几元钱的挂号费都交不起么？在他死在急诊室门口之前，又有谁来帮他治病？等到他死了，成了新闻事件，被曝光又有何用？另一方面，对医院来说，从每一个患者那里多拿哪怕5.5元，积攒起来也已经是一大笔“不义之财”。然而最重要的，还不在于钱的多少，重要的是这些钱是医方无理欺诈得来的，其深层原因是医方霸权缺少制约。这里面所暴露的是权力不均衡的结构性问题，是医患双方的公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不论钱财多少，哪怕是5分钱，也应该计较。
构成国人医疗现实的，是日常性地发生在每一间医院里的那些小事件。这些事件涉及数额较小的利益损害，单独的每一件都不具有新闻价值，医方做起来也没有被媒体曝光的风险。损害就这样轻松简单地散落在一个一个的患者身上，不幸的后果分担给一个一个的家庭——汇聚在一起，构成了巨大而弥散的社会现实。这个现实，多数时候隐秘无声，然而却具体地实在地伤害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既而伤害到整个社会的健康，这个现实，才是我们必须面对必须改变的。
如果医疗状况没有真正改变，那么即便连锁揭黑的工作演变成每日新闻，它也只能保护到不幸患者中极少的一部分。具体地关注每一个人，媒体做不到，这也不是它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帮助患者计较？谁来替每一个人操心？哈尔滨天价医疗案，为中国医疗困境拉响了最刺耳的警报，改变现状的紧迫性已经提到最高。全民的医疗状况的改善，其最重头任务早已不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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