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箫
我很赞同杨金福先生在《上海电影百年图史》中的一段表述，他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电影强国，和世界电影列强相比，一直存在着时大时小的差距，在世界影坛上，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发言权。上海电影虽有‘海派电影’之称，但尚未有真正的学派之实；百年上海电影，还未贡献出一项改变电影进程的科技成果；还未涌现出足以影
响世界电影的大师；在电影前辈中，称得上先贤的也仅在少数；此外，近年为何上海电影人才匮乏，原创力不足……”在纪念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的当口，这话虽然不那么动听，或者说甚至有些逆耳，但其中的史识却是高明的。
我想，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学术良心不容许自己撇开基本的史实去胡扯什么“功德圆满”，当然也不会像某些社论那样发一通不着边际的“既往开来”之论。
一个大家都能触摸但又觉得难以措手的事实是，“图史”收录了中国电影史各个时期各种电影图片1000余幅，堪称上海电影史图史著作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因此，其不容置疑地呈现出某种“专业”的色彩。胡适曾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是信史的保证，尽管这种常识对于史学家来说，就好比对一位极有修养的绅士宣讲“五讲四美”那样显得多余，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尴尬一再提示我们，学术研究正面临“娱乐化”的危险，而其中最大的威胁也许不仅仅是个别人的“造假”，而是具有官方色彩“定调子”。“图史”在这点上让我们放心，“图史”很明智地避免了夸夸其谈、穿凿附会、故作惊人之语、拔高臆造的毛病。扎实的资料实证，使得它完全不必作那种“意在笔先”的聪明人的谵言，而只需读者的耐心，耐心地看那些珍贵的图片和毫无表情的说明，以及简洁平和的必要提示。这是一种美妙的阅读境界，读者有充分的空间来作自我思考。而在这之前，我相信我们很少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
有一点是不能不提的，“图史”中的“相关链接”让人觉得舒服。读者从中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坐标系，纵的，横的(这点真是太重要了)，同时也完成了对中国电影历史地位的粗略勾勒，这是读者自己做成的勾勒，很有参与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编著者的初衷，不过，它的出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使这部书具有了一种“学术味”。如果没有这些小小的“用心”，就无法体现出这部看上去很“通俗”的读本所蕴含着的大大的价值，是不是？
对于“电影强国”的讨论，不是“图史”的“正传”，因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从电影的发展历史、拍摄影片的数量、观众的多少、得奖的层次、票房的高低……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我想说的是，或许，吸引相当数量的观众，尤其是高比例的外籍观众的注意，总是“强”的指标。从这个意义出发，杨先生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是有遗憾的，他明确表示：“百年庆典，我有的只是对中国电影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庆幸；对电影前辈们职业精神和创造力的敬意……”虽然他没有点破。但就“图史”所表现出的对中国电影的热忱看，其倾注的期盼也不小，尽管有点“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的意味。那么，难道给中国电影一点鼓励，一点意见，不是一个电影爱好者应有的姿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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