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我们的高中染上了什么病

　　撰稿／陈统奎 刘劭

　　“扩招病”、“训练营”、“升学GDP”……基础教育正处在赞成和反对的汪洋大海之中，办学行为和秩序的不规范已经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

　　中国最著名的100余所重点高级中学的校长，日前在沪参加“世纪才俊的培养”全国著

名高级中学校长论坛。这个国家的高中教育主流叙事由他们书写。

　　数月前，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曾大声地发出“告别重点学校”的呼声，为重点学校制度戴上“反教育性”的帽子，对垄断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进行了无情鞭挞。

　　“基础教育处在赞成和反对的汪洋大海之中”，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代表王定华告诉他们，“办学行为和秩序的不规范已经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

　　扩班，扩班

　　“我还是留恋当老师。”黎当贤，海南中学校长，有点叹气地说，“实在挡不住招生压力。”

　　在“大跃进”式的图景下，黎当贤主政下的海南中学，已由几年前每个年级7个班扩招到20个班。今年，计划中高一招生18个班，结果教育厅一个决定，黎当贤不得不多招了2个班。对于如此扩招，黎当贤有点懊恼，“多了又不给钱”。

　　吴颖民，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他一语点破了黎当贤的尴尬处境：“校长很难顶得住地方政府的压力，升学率是地方官员的政绩，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重点高中扩班已经成为提高升学率的最佳捷径。”

　　重点中学高中扩班，“名校办民校”，在吴颖民看来都是殊途同归：利用重点学校的招牌，积聚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生源，最终实现高升学率的目的。由此造成全国上下“名校撑得慌，普校吃不饱”的现象。黎当贤招架不住的招生压力正是“名校撑得慌”的生动写照。

　　“学校改革中的结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和政府决定的，但是校长必须对规模的改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吴颖民庆幸自己还清醒着，没有随波逐流。2000年始，全国各地重点中学陆续吹响扩班的号角，广州也不例外，然而吴颖民主政下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坚持不扩班，守住每年只招10个班的规模。吴颖民听到有些学校一年招40个班，他用“超级规模”来形容这个数字。

　　100多名中学校长中，吴颖民的头衔最特殊：他同时还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副校长。就是这个特殊身份，使他可以顶住地方政府的压力，不为所动，具体到招生人数，他就是坚持一年不超过600人。

　　对于名校扩班，名校办民校，吴颖民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种缺乏可持续性的办学行为，地方政府和名校一起利用了人们迷信名校的心理，一味扩大招生数量、招生规模，实质上这是在名校的光环下透支名校的品牌和信誉，可悲的是，“人们不知道，扩班后名校的教育质量已经发生变化。”

　　中国的高中教育，在大学扩招的背景下，也染上了“扩招病”，大学扩招后出现的一系列教学问题，已经在高中课堂上表现出来了。笔者调查发现，海南不少重点中学高中扩班后师资短缺，大批初中教师一下子成为高中教师，这是比大学“近亲繁殖”更让人忧虑的现象。

　　吴颖民说，就像人们生活水平从“温饱”向“小康”转变一样，教育应该从“满足型”向“优质型”转变，“就像吃饱了还要吃好一样，现在主要是提高教育的质量。”

　　颠覆“名门”

　　王定华说，教育部门如今面对的是“汪洋大海”一般的批评，而批评的矛头多数指向基础教育。

　　他说，现在办教育已经不是“黑猫白猫抓到就是好猫”的时代，而是“不仅要发展，还要看怎么发展”。

　　“在一些地方，豪华光鲜的重点学校不仅成为能够短期奏效的政绩工程和 ‘形象工程’，而且成为权势人物‘享受优质教育’的既得利益。”学者杨东平直言不讳地指出。

　　“我们不赞同创办豪华的高中学校。”王定华明确表态。

　　尴尬的是，由于中国教育督导制形同虚设，各地政府依然我行我素，重点高中一所比一所修得庞大而且豪华。

　　“政府是用纳税人的钱在举办义务教育、公共教育，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因而，政府首要的教育职能就是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维护教育公平，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帮助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杨东平最近撰文对这种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中小学建设完全不需要豪华，仅需要实用；过分强调信息化、多媒体教学、独立体育馆、全空调环境等等，是脱离国情和不必要的。”

　　2005年初夏，教育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是中国第一次郑重其事地提出教育公平问题。王定华透露，“今年下半年，教育部将抽出一定的财力和精力，对高中教育进行调查和研究。”

　　杨东平曾经指出，基础教育应该向所有纳税人提供同等的教育。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高中教育早已经不是什么“精英教育”，而应该向义务教育的方向发展，高中教育不是为制造优秀、筛选尖子，而是维护教育公平，保护弱势群体。

　　邻国韩国的改革经验值得中国借鉴，1974年，韩国推行“教育平准化”政策，撤消一批“名门中学”，增加拨款大力改善“不利学校”，实行高中教育均衡化政策，在设备、教师、财政等方面加速消除学校之间的差距。韩国改革的本质就是——政府不应偏爱名门中学，从政策上倾斜式支持撤消“不利学校”。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教育部即已决定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取消小学升初中考试，实行电脑派位、就近入学。今年3月，河南省也曾宣布取消重点中学称号，却同时公布了一批新的示范学校。而在海南省，官员也不再提重点中学这个称号，改称省一级学校，二级学校等。

　　告别升学率崇拜

　　“升学率就是我们的GDP，正如经济的增长速度快而质量不高一样，我们的教育质量也不高。”这是吴颖民作报告时下的结论。

　　王定华也坦陈，全社会尚未形成正确的教育观，素质教育的推进困难重重。在许多地方，升学率仍然是衡量高中教学水平的重要依据。

　　在升学率的魔棒指挥下，高中生们加班加点，拼体能，拼时间，学校等着他们的高考成绩，地方官员在期待他们的光荣榜。如此这般，教育的本义已经被抛弃，高中被戏称为“训练营”。

　　“示范性高中不是培养‘高级打工者’的地方，我们应当办有特色的高中教育。”王定华直言不讳地指出，高中校长不应只把着眼点放在“升学率”“良校率”上，而应成为教育家，创新办学思路、办学框架，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让学生做好国际化生存的准备。

　　3年前，这些著名中学校长也曾聚集古都南京，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举办同样性质的论坛，探讨同样的严肃话题：在大学走向通识教育的今天，高中教育应该如何与大学教育衔接？

　　“本科的专业教育绝不应该和职业培训画等号，本科教育更多侧重于对学生创新意识和潜力的培养上，侧重于人的塑造，并最终将这样一种人的潜质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逐步得到强化并最终形成创新能力。”复旦大学教务处主任陆靖博士向中学校长们介绍复旦通识教育的理念，核心落在“创新”二字上，对在当下无意识中扼杀学生创新意识的高中教育是一个强有力的警醒。

　　陆靖给中学校长们介绍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国际上著名的友邦保险公司到复旦招聘毕业生，就是不招聘复旦保险专业的学生，而是招收了会计系、化学系……的学生。保险公司的经理告诉陆靖，保险学知识公司可以通过培训来传授。这就是目前大学生就业的一个真实图景，以复旦为例，毕业生就业，只有三分之一专业对口，三分之一与专业沾边，三分之一跟本专业根本没有关系。通识教育在大学教育，已经不是一种纸上谈兵，而是非常现实，是国家、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有些校长还记忆犹新，3年前在南京，德国哥廷根大学校长赫斯特·科恩教授为他们做《德国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衔接》的报告最后陈述的那句话——中学与大学不应该是孤立的，应该联合起来。

　　高中教育，还能对通识教育无动于衷吗？王定华一连串给校长们提出了四个概念：综合高中、人文高中、国际高中、创新高中。林蕙青女士则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思路：中学生的成长记录也应成为选拔录取的重要依据，中国高考制度应该确立“因材施考”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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