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傲慢与偏见》的当代性恰恰是根源于其青春的力量。伊丽莎白不再是一个世故的古代老小姐，她的青春形象使这个人物从封闭的故事中活生生地跳了出来，19世纪的伊丽莎白与21世纪的凯拉·奈特丽式的少女之间没有了距离，她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连为一体。
撰稿／宋明炜
简·奥斯丁的不朽名著《傲慢与偏见》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被多次搬上银幕，根据原著忠实改编的电影其实一共只有两部。奥斯丁的小说或许比起狄更斯、萨克雷的作品更难通过影像来重新塑造，她作为英语文学中可与莎士比亚比肩的作家，其长处正在于对她所处的生活世界既保持一种世俗的热情，同时又取一种反讽的态度。她写男婚女嫁，从不仅仅止于浪漫、感伤或风俗喜剧的水准，而是通过对人物和细节的精雕细刻，呈现出种种道德和情感上的困难。
由著名小说家奥尔杜斯·赫胥黎执笔、劳伦斯·奥立佛和格丽尔·卡森主演的1940年版的《傲慢与偏见》，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了典范的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形象：伊丽莎白聪明世故、机智幽默，达西沉着冷峻、派头十足。此后60多年，《傲慢与偏见》未见重拍，直到最近10年，英国小说又一次成为英美两地新锐导演的热门题材，奥斯丁的六大名著，从爱玛·汤普森编剧、李安执导的《理智与情感》开始，到今年为止，已经有5部被搬上银幕，包括前不久才在美国上映的新版《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算得上是英美人民的《红楼梦》了，这部最新的奥斯丁电影引起不小的反响。《波士顿环球报》影评打出了A的高分，《纽约时报》、《芝加哥太阳报》也都有好评。我在一家影院看完该片时，发现周围哭倒了不少老先生老太太。奥立佛和卡森的旧版《傲慢与偏见》恐怕从来不会产生这一效果，事实上，经过年轻导演乔·赖特的演绎，伊丽莎白与达西的爱情故事也并不乏喜剧色彩，但它同时具有一种旧版所不曾有的青春气象，因而愈加触动了观众的情绪和感官。
在旧版《傲慢与偏见》中，奥立佛和卡森演出的是一个“俗套”的婚嫁故事，或者说，那是一个封闭在过去、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达西和伊丽莎白必会终成眷属呢？就是剧中的达西和伊丽莎白看上去也像是对自己的命运充满信心，所以才能那样从容地给出许多笑料和机智的对白。因此旧版《傲慢与偏见》中的那点世故是传奇的世故，传奇属于过去，传奇的世故令人喜气洋洋，忘怀了现实的种种烦恼。但新版《傲慢与偏见》完全抹去了这种世故，年仅19岁的凯拉·奈特丽扮演伊丽莎白，让观众看到了一个野性、活泼而又伤感、多情的少女，她对命运、甚至自己的个性都并无十足把握，而整个影片的叙事通过这个女孩子的视角展开，大量的主观镜头让观众都先认同了这个不成熟的心灵——这就好比用亨利·詹姆斯的方式重写奥斯丁的故事。随之发生的一切跌宕起伏对少女伊丽莎白来说难以预料而且惊心动魄，于是耳熟能详的传奇变成一个成长故事。电影镜头透过伊丽莎白的目光，深入她的内心世界，奈特丽的本色表演令观众体验到发自内心的痛苦和狂喜。她一直在“观看”、企图认知达西和他的世界——对于她来说，那是家庭之外的未知的现实世界，她由排斥、到被吸引而热烈地爱上了达西和他的世界，这个成长的青春故事凸现了最具戏剧性的情节：在花样年华里如何坠入情网，走进世界。
许多影评都提到新版《傲慢与偏见》的当代性。它注重生活细节，对声音、画面、环境氛围的精美追求，远远超过旧好莱坞的水平。与此前问世的《理智与情感》、《爱玛》、《劝导》和《曼斯菲尔德庄园》相类似，它对19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也做出许多新颖、严肃的阐释。这都是“当代性”的表现。但另一方面，新版《傲慢与偏见》的当代性恰恰是根源于其青春的力量。伊丽莎白不再是一个世故的古代老小姐，她的青春形象使这个人物从封闭的故事中活生生地跳了出来，她所面临的是一个开放的、无所适从的未来——她的抉择因而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抉择，19世纪的伊丽莎白与21世纪的凯拉·奈特丽式的少女之间没有了距离，她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连为一体。
或许如此的青春演绎才更忠实于奥斯丁的精神：那不是一种远离尘嚣的世故，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怀疑、热情与热烈的梦想；虽然这样一来，可能有人会认为电影结尾失掉了奥斯丁式的反讽力量——但对于奥斯丁的伊丽莎白来说，成长的伟大成就不正是既能看透文明社会(贵族社会)的虚伪，同时又能看出或是守住其中的真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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