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如何解读美国矛盾的对华政策

　　在分析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时，最忌讳的就是在看到一个政府行为时，简单地通过设想一个政府的动机(就像设想一个个人的动机一样)来断定其战略意图

　　文/周琪

　　“横看成岭侧成峰”，用这句诗来描述人们观察美国对华政策时常有的感觉可能再贴

切不过了。

　　从一个角度看，美国似乎是在加强同中国交往，和中国在战略、经济以及其他领域里合作;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似乎正在国际上煽动“中国威胁”论，力图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盟来“围堵”中国，阻止中国的崛起。当一些观察者援引一些美国政治家的话来证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是遏制或围堵，而是交往和合作时，另一些观察者可以引用美国另一些有舆论影响的人物的言论，来证明美国的政策是遏制或围堵。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美国的对华政策呢？

　　当人们在解释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时，往往会把一个政府当作一个统一的、有行动目的的个人来分析其行为。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外交决策理论中的“理性行为者模式”。

　　“理性行为者”模式之所以得到广泛运用，还因为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现实主义，而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是以理性行为者模式的两个基本信条为出发点的：(1)统一的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行为者；(2)国家在理性的基础上采取行动，计算可选择的行动路线的成本和收益，并采取可以使收益最大化的行动。

　　“理性行为者”方法有其优点，它可以提供理解政府政策选择和行为的简便方法。然而，与其他简化理论一样，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缺点——不仅会揭示问题，也会搞混问题。

　　在对“理性行为者”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组织行为模式”。“政府政治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对“理性行为者模式”的基本假设提出了异议，它们的共同看法是，政府不是一个单一的、进行理性计算的单位。政府是由一些组织和个人行为者构成的，这些组织和行为者在政府的政策选择方面具有不同观点，它们相互竞争以获得对政策的影响力。

　　根据“组织行为模式”的看法，每一个政府机构，例如外交部、国防部和情报机构都有自己的利益，它们的代表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从自己组织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的。于是政策决策过程不可避免地充满了讨价还价和妥协，政策是通过这样的政治过程而不是逻辑和推理过程来决定的。鉴于此，政府最后的政策决定很可能不是理性的和最理想的，而是次理想的。

　　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时，最忌讳的就是在看到一个政府行为时，简单地通过设想一个政府的动机(就像设想一个个人的动机一样)来断定其战略意图。

　　在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时，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记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个社会中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力图使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自己的利益或价值观念。

　　在这些利益集团中，工会主要担心的是中国的出口对美国就业市场的影响；宗教界关注的中心是中国的宗教自由；国防部门始终盯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发展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把中国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潜在威胁；人权利益集团自然最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而工商集团则把中国看作是巨大的市场和利润来源，当然它们也不会忽视对自己

　　在美国这样一个以官僚政治决策模式为特征的、多元化的社会中，在对华政策方面同时听到许多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声音，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各种不同的对华政策主张，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部主任理查德·布什自信地说，“我们这些认为同中国友好和合作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人，始终都在同持遏制中国观点的人进行竞争，以影响美国的对华决策。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派的观点总体上来说是占上风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美国政府还有这么多与此政策不协调的言论和行为？还是像刚才所说的，答案应当从美国的政治决策过程和多元化社会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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