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贵港市港城镇有一个小村，所有家庭都属于周氏同宗。该宗族有8条沿用多年的“族规”，对宗族成员的偷盗、赌博、乱伦非礼等行为有着从“孤立”到“驱逐出族”等处罚规定。最近，该“族规”遭遇争议，缘起于前不久该村一女村民称遭到某男“非礼”，族人听取对质并经会议讨论后，认定“事实成立”，于是该男被处以“族内孤立”处罚。(《南国早报》2005年12月30日)
所谓“族内孤立”，即同宗族中人都不与他说话，不允许他参加族内事务和村民选举，谁家有红白喜事也不允许他到场。对此，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有“私设法庭”之嫌，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属违法行为。
单就这起事件本身的是非判断，笔者认为并不是特别复杂———除了“不允许参加村民选举”的规定确实已经“越界”，其余的做法，细究之下都无甚不妥。虽然或许要算是一种“精神酷刑”，却并未侵犯到被处罚人的法定权利，况且，“不与某人说话”等个人行为也与法律丝毫无碍。
“义愤”是一种不能以任何借口被剥夺的自由。就此，不妨对比一下最近随着房价蹿升越来越响的“请大家暂且不要买房”等呼吁———只要不是对别人的购买行为横施暴力，那么只是止步于言语上的提倡，显然就并不违法；同理，要求族人不要理睬有过“非礼妇女”不良行为者，自家的红白喜事拒绝这样的人到场帮忙，又有什么可指摘的呢———现在已经不是“腹诽”也能治罪的荒唐时代了，并无直接的伤害性言语和行动的“消极歧视”，属于每个人的自然权利。
事情本身虽然容易辨析，这起事件以及围绕其所发生的争议，却还有着更大的价值———其提出了当前这个经济、文化全面转轨时代，一个经常需要直面的问题：如何解决古老的道德思维方式与当今法治文明原则的摩擦和碰撞？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为了使社会和谐有序，除了律法以外，人们更是发展出许多的道德概念。在法律和制度不太健全的时期，一些道德概念成为一种非常具体的规制力量，本文中所提到的周氏宗族8条“族规”，也就是这种力量的延续。随着社会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法治文明的发展，一些古老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与现代法治原则之间出现了许多摩擦乃至碰撞，二者应该如何磨合，是“一方压倒一方”，还是有机结合，成为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
当然，泛泛的说法是“对古老的道德行为方式去芜存精”。但是，具体到实际生活中，当古老的道德文化基因与眼下的法治文明原则有冲突时，要真正做到“去芜存精”却是说易行难。比如，父母和子女、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体罚合理性问题，夫妻之间的“情感出轨”及暴力等问题……经常都会让人们无所适从。
如何既能让每个人的权利都得到充分舒张，同时又能让每人都尽可能保持住一份“克己”之心，让秩序愈加和谐，让人与人愈加平等，的确是个经常面临的两难问题。如果只是强调法律和制度，这一难题是难以解决的，因为法律固然容易从“对错”、“是非”的角度对人们的行为作出判断，但也仅此而已———它无法在“大是”和“小是”的程度之间，对人们的行为作出调整、指导。而且，假如什么都拿去用法律去“套一套”，可能使人和人之间陷于虽欲求温暖而不可得的“刺猬困境”。
要快速走向和谐社会，就必须依靠更多道德手段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导每个人的行为。有鉴于此，应该更多从传统道德中汲取智慧，借助其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对诸如本文中这类既赋有基本正义质素、且基本不与法律相违背的“族规”，不能因其具有原生态的粗糙感就不屑一顾。对这类已不多见的道德标本，应该正视其积极意义和作用，无须苛责，尤应善待。
-郭之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