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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汪道涵:学政两界的桥梁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1月05日10:17 南方周末

  两岸关系“白手套”

  1991年12月,汪道涵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开始受到举世瞩目。看上去他是这一职位不二人选。他有着76 岁的高龄,被看作是独到的优势,因为两岸需要的不是少壮的胆魄,而是长者的温厚。汪道涵温和、练达、涵养深厚,仅以其年龄和性格,台湾方面就不得不给予足够的尊重。

  海协会的日常工作由副会长唐树备负责。汪道涵留在上海的寓所里,不必去北京办公。他的主要任务是出面谈。

  两番“汪辜会谈”或许是中国当代的政治生活图景中最为雍雅从容的一页,打上了汪道涵和辜振甫两位老者的浓重的个人印记。二人执著于各自利益,又以情调化解刀光剑影,以务实的态度一再表达对和平的珍视。

  汪道涵在会谈中的作为,固然体现国家意志,其个人的灵活理性也有充分表现。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在香港,海协会与海基会就两岸事务性公证书使用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进行讨论,海协提出了5种文字表述,海基会则提出了8种,两方立场互相印证,最终形成通常所说的“一个中国,两种表述”,也即著名的“九二共识” 。迄今为止,这仍是两岸在政治会谈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

  甚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一“共识”当年却在大陆引发了颇多微词。很多人对于谈判取得的成效不满。汪道涵自然“压力很大”,学者葛剑雄说:“但他还是很认真地做着去台湾的准备”,并将此行未成引为平生最大遗憾。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首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这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断之后的首次正式接触,两岸及国际社会对会谈普遍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具有相当深刻的政治意义”。

  然而首次会谈之后,春天却倏忽而去。1994年3月发生了千岛湖事件,紧接着李登辉开始高唱“两国论”,台海风云由此突变。在表面的和风细雨背后,两岸和谈的基础已是危机四伏。

  1995年,美国众参两院通过了邀请李登辉访美的决议。在康奈尔大学,李登辉把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称为“国与国的关系”。一时台海波涛急,刀光剑影,陡然丛生。1995年7、8、11和1996年3月,解放军分别在台湾海峡以及海峡附近举行4次

军事演习。其中最后一次的三军联合演习,竟在美军两个航母编队的密切注视下进行。

  在贯彻国家的对台政策方面,汪道涵自然谨慎从事,不过在理性当中,他似已觉察到自己的使命已有不得已的变化。

  1998年,第二次“汪辜会谈”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谈举世瞩目,两位老者的政治舞蹈充满了仪式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的风度。在政治角力之余,他们保持闲情逸致,平添了一段佳话;在“各自表述”之后,二人满面春风,仍能享受绍兴酒,在京剧表演中体会韵味深长的乐趣。

  对于这样的举座皆欢的特殊会谈来说,汪道涵正是再合适不过的剧中人。不过在内心中他仍然非常清醒,曾私下对辜振甫说,在如此时局之下,二人以顺应时世为好,可以不贪图进展,但求会谈能够延续下去。

  送别辜振甫时,汪道涵表示自己期待着第三次会谈。然而对于他自己来说,再没有第三次的时间了。

  如今,两岸话语的焦点已非京剧唱腔那么简单,亟需折冲之处也要多得多。这是台海问题被国际化的复杂年代,是既有熊猫,又有“飞弹”、军购和宙斯盾巡洋舰的多元年代,世间已无汪道涵。值其逝世,人们均悼念其为和平做出的努力,哪怕功业尚需努力。

  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恐怕由此成为绝响。汪道涵的独特魅力,则为未来的台海旅程标注了航标。

  1997年11月,台湾进出口商业联合会代表团团长张清丰受到汪道涵的接见。在他的印象中,除了温文儒雅、和蔼可亲之外,汪道涵给他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汪道涵使用了英文innovation(创新)一词来表达对企业家和知识产权的评价。

  开明,无疑是汪道涵受到对方推重的关键元素。台湾相关人士的评价是,汪道涵理性而注重沟通。善于找到与对岸人士的共同话语。

  可惜的是,包括汪道涵在内,任何一人都难以左右台海全局。曾任台湾“陆委会”主委的苏起对本报说:“汪道涵成功扮演了温和的角色。只可惜辜汪二人壮志未酬,就像白手套,要有手握着才有用,不握就没用。”

  即便如此,汪道涵仍广受尊重。“在这样的对立环境下,他的去世在台湾引起那么多正面的评价,连民进党内部都发出遗憾的声音,真的是相当不容易。”苏起说。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主任冯绍雷,与汪道涵相交20年。他说:“汪道涵很早就提出,海峡两岸的人民,共同来缔造一个新中国。今天,这个观点已经付诸海峡两岸的实际事务中。但以当时的背景,这样的提法还是很不容易的。”

  汪道涵的老伴那时偶尔开玩笑:“不就是个弹丸之地?”汪道涵笑笑回答说:“那是国家的千秋大业啊。”

  儒者之风

  2005年12月24日晨7时12分,九十高龄的汪道涵,在上海瑞金医院溘然睡去。

  5年前,汪老被确诊为胃癌,首次手术;3年前,妻子离世;去年年初,台海对岸的老友辜振甫驾鹤西去。

  一位老友说:“那以后他的精神明显不如以前了。”

  2005年冬,癌细胞终于在全身扩散,这位儒雅的老人,最后时日在上海市瑞金医院11楼度过,病房里堆满书籍,斯人虽去,书香绕梁。

  “以书相伴,以儒为师。”这是一位故人慨叹汪老一生的词句。

  何谓儒者?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此言观之,汪老的识人远见,乃至此后的安然隐身,颇有羊祜、鲍叔牙之遗风。

  2005年12月30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的灵堂里,汪老的悼念仪式持续数小时,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深鞠了一个长长的躬,送别半个多世纪来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

  “江泽民回上海,必然拜访汪老;汪老如果去北京,江泽民必定到他的住所去拜访。他们之间多年保持着热线联系。 ”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说。

  至此,江汪二人的友情已历时56年之久。

  1949年9月,汪道涵担任华东工业部部长,在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车间里遇到了时年23岁的副工程师江泽民,很快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后者的潜力。“我觉得他前途无量。”55年后,年近九旬的汪道涵对《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回忆说。

  江泽民是江上青烈士的养子,而在早年的新四军系统中,汪道涵与江上青亦有渊源。另外,江泽民当时还是汪道涵夫人的下属,因此二人渐渐形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汪道涵后来回忆说,他和夫人把江泽民当“小弟弟”看待。

  1979年,汪道涵担任新成立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中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很快就把江泽民从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的任上调来担任委员会的秘书长。江泽民因此获得了在当时极其难得的经贸和投资领域内的工作经验,在国家转型期中得以充分发挥。

  1985年,汪道涵年满七十,即将卸任上海市长之际,汪道涵向时任副总理的万里举荐了远在北京的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的江泽民,使其在几个“很有竞争力的人选”中脱颖而出,成为上海市长。

  汪道涵的识人之能不仅体现在江泽民一人身上。如他在经贸战线任职时,从国务院调来李灏,李灏后来担任了深圳市委书记。

  1989年,江泽民临危受命,获选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赴京前夕,江泽民与汪道涵作竟夜之谈。就在此时,汪道涵送给了前者那句后来闻名遐迩的林则徐的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或许是中国当代史上最著名的引用。当年8月,江泽民在逐渐适应北京的全新生活之际,在会晤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时抑扬顿挫地朗诵了这句诗。

  学政两界的桥梁

  平素里,汪道涵性格儒雅,酷爱读书,曾有“读书就是生活”之论。“那种真的喜欢,是装不出来的。”冯绍雷说。

  学者葛剑雄的《中国移民史》出版后,汪道涵曾向他提此书,令葛剑雄略感吃惊,因为那是个六卷本的大部头。汪道涵给出的回应是:“当然要读。”拿到这套书的那一天,是汪道涵85岁的生日。

  “在我60年人生中,汪道涵是为数不多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之一。”葛剑雄说。

  汪道涵对经济学大有兴趣,1988年曾把美国图书《MBA速成课程》推荐给出版社出版。

  以他的年龄来看,他绝对算得上新潮人士,在年轻人的帮助下,可以通过互联网与在北京的女儿联络。

  对知识分子他一向颇多礼遇。在上海市长任期内,他把同济大学的建筑学大师陈从周引为知己,每年春节均赠送大蛋糕为贺礼,其中一年还送了一只母鸡。

  汪道涵既亲近学界,又身在政坛,自然可以成为两界之间的摆渡者。“十五大”以前,葛剑雄等学者再次被他约到了一起,谈了很长时间。“我们之所以那样认真,”葛剑雄说,“是因为相信他能把我们的想法直接带到最高层。”

  “我们不应只看到汪道涵在两岸关系上的贡献,还应该看到他在大政方针上发挥的作用。”学者温铁军说。

  1999年,在农村基层坚持了十数年考察的温铁军,首次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汪道涵就注意到了他,并把他推荐给了中央。2001年,温铁军向政治局做了专题汇报,“三农”问题由此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认为,开明是汪道涵最显著的特征。《汪道涵传》的作者则推断,孜孜不倦的阅读、独特的仕途经历和聪明灵活的头脑,是汪道涵形成开明思维的重要原因。由于岗位关系,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汪道涵都得到了比同时代的官员多得多的接触外界的机会,这使他成为了改革开放年代能够“放眼看世界”的官员之一。

  2005年11月,汪道涵去世前一个月。冯绍雷拿着今年俄罗斯问题研讨会的会议名单去探望他。汪道涵躺着,要看字,必须有护士扶在一旁。“我给你们出个题目: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关系如何走向?”汪道涵说。这是两个忘年交之间的最后一面。

  东欧剧变之后,汪道涵很快召集专家开展俄罗斯研究,冯绍雷就是在这时候成为汪道涵的座上宾的。1989年,汪道涵在上海主持召开座谈会。让学者们吃惊的是:座谈会的主题依然是怎样进一步改革。

  能够担当此等角色者,唯有汪道涵。“这与他自身的风度、学识、经历和特殊地位分不开”,更因为他“有坚实的基础和政治条件,有能力也有空间”。葛剑雄说:“历史就是这样,很多事情是唯一的、空前绝后、没有替代的。要集中那么多合适的特质在一个人身上,不容易的。”

  何谓儒者?“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如今,汪道涵已逝,成为了一个独特而难以复制的历史人物。早年他曾走过的新四军营地或许已经湮没,而台湾的波涛仍在。人事代谢,中国翻过了这一页,而属于他的时代他并未亲自记述。在其晚年,曾有几位密友私下建议:“汪老,写回忆录吧!”汪道涵笑着拒绝了。资料参考《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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