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专稿：中国NGO在2005年的九种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需求不断增长，但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并未与时俱进，以致不堪重负。当下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正在于公共产品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公共需求。

　　要改革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仅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使其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而且尤其要打破政府包办公共产品供给的格局。改革开放以来私人产品供给的巨大增长，主要就得益于突破国家垄断，走上了市场化竞争的正轨。公共产品供给的紧缺同样导源于供

给主体的单一。公共服务领域对社会开放因此是题中应有之义。

　　NGO，或称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或称第三部门，于此而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以税收为主要依托，面向全体公民，均等地提供的基础性质的公共产品，比如安全，比如秩序，比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等。这是政府的主要使命。政府不应该直接去创造财富，而应该通过这些基础性质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环境。NGO的定位某种程度上跟政府有相似之处，NGO的职责同样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创造环境。同样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区别在于，NGO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志愿性质的而不是法定性质的，是个性化的而不是普遍性质的，是竞争性的而不是排他性质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NGO是政府的温和的合作者。

　　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人的发展越来越趋于个性化，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个性化。当下公共需求的不断增长，尤其表现于个性化公共需求的不断增长。这种情况下，搞政府包办，依靠单一的行政力量应付复杂的公共需求，总不免力有不逮。必须群策群力，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尤其是社会组织的力量，为公民提供单一的行政力量难以甚至无法提供的某些特定的公共服务，使公共服务尽可能地覆盖所有领域，尽可能地满足所有正当需求，从而使公共服务更细腻、更丰满、更人性化，以众善之力成就公益伟业。

　　如果说市场是第一次分配，主要侧重功利和效率；政府提供的基础性的公共产品属于第二次分配，主要侧重平等以补救市场失灵；那么社会力量提供的个性化、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则属于第三次分配，主要是填补第二次分配的死角，补救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只有这样环环相扣，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社会公正的最大化才有可能实现。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以人为本、社会公正愈来愈成为主导价值的同时，在政府转型提速的同时，决策者对NGO 的发展也予以了特别关注。去年年底，中国政府第一次表彰来自各地的540个民间组织。正如一些识者所指出的，民间组织受表彰连同此前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发展目标被写入党的文件，可以说中国对民间组织已完成了一次观念创新。更重要的创新在于法制突破。去年3月《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和实施，使公益性非营利基金会具备了规范发展的法制框架。公益性非营利基金会是公益事业的核心，其规范发展将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公益事业，中国NGO因此将获得可靠的奥援。

　　最近的利好消息是，今年12月19日，国务院扶贫办、亚洲开发银行、江西省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举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启动仪式。随着该项目的正式启动，中国政府扶贫资源将首次向NGO开放，所有国内NGO都有机会通过竞标获得政府扶贫资金，去贫困地区实施扶贫项目。政府与NGO联手整合公共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能，以满足公众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这个态势无疑是既有利于政府，有利于NGO，更有利于社会的多赢态势，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明显标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名企业家自愿组织起来的NGO。主旨是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沙尘暴。

　　协会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推进内部民主管理。领导班子严格按民主竞选和投票表决的方式产生；重大决策一律循民主讨论和投票表决的程序确定。协会财务和项目一律公开，接受会员和公众监督。经过一年半的实践，民主已成为协会的内在文化，这在中国NGO中显得十分独特。

　　中国绿色和平

　　2004年11月，中国绿色和平公开谴责金光集团在云南圈地毁林，并于2005年3月和5月两度指控海南金光存在同样问题。他们呼吁，在事态还可挽救之前，应立即采取必要行动。

　　绿色和平于1997年进入中国。披露湖北转基因大米非法入市；推动中国制定及颁布世界上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无不引人瞩目。

　　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创始人及会长梁从诫，刚入选首个由中国政府设立的环保人物大奖“2005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这既是对梁从诫个人成就的肯定，也是对“自然之友”环保成就的肯定。

　　作为中国最资深的环保NGO，“自然之友”不仅宝刀未老，而且在2005年度频频动作。主要因为“自然之友” 的推动，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如期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以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听证，也是中国环保领域规模最大、程序最正式的一次听证，标志着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环境重大决策的起步。

　　永济蒲州镇农民协会

　　郑冰，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人。当过小学教师，开过农资商店。从科技讲座和跳舞活动开始，这位37岁的女性把永济市寨子村农民组织起来，帮助农民共同抵御市场风险，也帮助农民实现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由于当地政府的支持， 2004年6月7日，郑冰到民政局顺利注册了“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目前，农会会员已扩大到周边乡镇的35个村，有3800多名会员。

　　农会主导的乡村建设成就斐然。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争相破土而出，发展势头很好，寨子村欣欣向荣，被众多考察者称作“希望的田野”。郑冰深受鼓舞，认为农民潜力很大，只要有人肯去挖掘，就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她并宣称：要在10年内把寨子村建成中国第一村。

　　天下溪教育研究所

　　“年复一年，学生们从校门中走出来，有的回到土地，有的走向城市。学校教育给了这些乡村少年什么呢？

　　也许每个从学校里走出来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当国际鹤类基金会和天下溪教育研究所开始在草海、鄱阳湖、向海、扎龙、挠力河这五个保护区开始合作项目的时候，我们想让这些孩子的行囊中多一样东西：对家乡的记忆和理解。无论他们今后走向哪里，他们是有根的人。因此我们决定编一套乡土教材，把天空、大地、飞鸟、湖泊和人的故事写进去。”

　　这是天下溪教育研究所编写的一本乡土教材的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开头的两段。这两段，其实也可以看作天下溪的自白。以乡土滋润人心，让爱在乡土中扎根，这应该是人本教育的起点，却恰恰是中国教育的空白点。天下溪正致力于填补这样的空白。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

　　设在苏州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或许是当下中国最重要也最具雄心的民间教育思想库。其在一份文件中就旗帜鲜明地声称：由民间力量参与制定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方案，并进行传播推广的意义在于：

　　可以起到投石问路、吸引社会关注、激活相对停滞的教育改革的效果；

　　民间研究力量与媒体互动，可对零星出现的、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改革实践进行汇总、提炼和放大，发挥其标识作用。

　　为此，2005年7月3日，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教育制度改革项目开题研讨会揭幕。该项目旨在从民间的立场，为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心志之高，令人叹服。

　　雅安爱心世界

　　当“爱心”这样的词汇逐渐时尚逐渐异化而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时，SOLO等“小人物”却正以其细微的情感守护着这原本纯洁的词汇，默默还原爱的真实。

　　SOLO是雅安党政网的一个网友。2004年7月31日，他与另外16位网友相聚，做出了一个非比寻常的举动：成立爱心世界，号召更多网友捐款，帮助优秀的贫困学生尤其是农村孤儿重返校园。

　　就这样，他们踏上了漫漫爱心之旅。

　　爱心世界的每笔捐款都要在网上公布，每位受助对象的情况和资助金额也要公开。但爱心成员的个人资料则是保密的。他们的原则是“三不”：不图名、不图利、不宣传个人。以至于媒体报道爱心世界时，对涉及的人物只能用化名。

　　截至2005年12月，爱心成员已达数百人，捐款总额达人民币49144.34元，受助学生共计20余人。有记者今年秋与他们在雅安碰头，他们讨论的话题之一，是怎样把一个父母双亡的农村女童，送到南京某老教授家中寄养。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以捍卫女权而知名于世的红枫中心，其2005年最响亮的声音，围绕着以下两个主题展开：

　　首先是反对家庭暴力。2005年3月8日，红枫中心开通了专门的反家暴热线。

　　推动反性骚扰立法更是红枫有声有色的中心工作。红枫正筹备在诸多城市开展性骚扰专题问卷调查。分析结果将形成《反性骚扰法》立法建议书，提交全国妇联和全国人大有关部门。

　　北京德赛思创咨询中心

　　北京德赛思创咨询中心主要从事国内外政府体制和公共政策研究。其主办的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人大与议会网，是了解当下中国体制流变的重要窗口。

　　德赛思创尤其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全国人大和部分地方人大合作，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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