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说出7000名俘虏之死

　　首次说出7000名俘虏之死

　　谁也没想到，东史郎会成为此次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来宁调查的事实上主角之一。

　　南京一家媒体去年7月12日报道，东史郎18年前那次谢罪“长跪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段月萍说，这是一个误会，事实上东史郎并未在纪念馆公开场所下跪。

　　事实上，东史郎在小广场上被记者围了十几分钟，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谢罪意愿后，与调查团一起进入纪念馆参观。东史郎参观时表情依然紧张，见到中国人，他就严肃地弯腰鞠躬，表达谢罪意愿。

　　1987年12月14日上午9点，段陪着调查团到南京东郊丛葬地纪念碑前凭吊。这里收有3000余具无名无姓的被屠杀军民的尸骨，此碑称为“无主孤魂之碑”。

　　东史郎在纪念碑前显得情绪低沉。他说，50年前的昨天，他们的部队把7000名俘虏押到距此碑不远的下麒麟村一个大院子里，第二天分给各个中队自行处死。“7000条生命转眼间从地球上消失了，这太不人道了。”

　　对段月萍等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学者来说，这一段历史是从东史郎口中得知的。

　　洞富雄等人已走至路边准备上车，东史郎一人留在了碑前，低头沉思。所有的人都望着东史郎，沉默。足有两三分钟，东史郎才走向汽车。

　　14日下午，纪念馆请来十几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其中包括李秀英和夏淑琴等老人。

　　那是在纪念馆一间较大的会议室，日方十几人的调查团和中方十几名幸存者相对坐成两排，中间没设桌子。由于面对的是日方调查团，幸存者情绪激动，依次开始了悲愤的控诉。

　　段月萍注意到，与日方学者不同，东史郎在这一过程中始终不敢抬头，脸色极不自然。

　　当夏淑琴讲到1937年12月13日，侵略军杀死她家9口之中的7口，其中母亲、大姐和二姐死前被强奸，阴部还被插上拐杖和香水瓶子的悲惨遭遇时，东史郎脸色羞愧难当，红到极点。

　　所有幸存者讲完遭遇后，未及日方学者说话，东史郎立即站起来。“这些罪行，在这50年中，一直折磨着我。今天我见到这么多幸存者，我感到十分羞愧，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南京人民……”

　　说着，他走至幸存者一排的中间位置———突然跪下，仍低着头。

　　他跪了有1分多钟，然后在幸存者一排的头、中和尾部依次鞠躬。这一过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

　　十几个幸存者事先并不知道有一个侵华日军参加座谈会。几分钟内沉默无言，互相对视。

　　幸存者唐顺山打破沉默，站起来走向东史郎。在那场屠杀中，唐是一个皮匠，因为躺在死人堆里装死，并挨了乱刺的军刀后才活下来。

　　“你们杀了我们30万人，我是不愿意见到你的。但听了你谢罪的这些话，我的气就消了一些……”唐顺山的手主动伸向东史郎。

　　段月萍回忆，两人手握在一起时，唐顺山老人流泪了，而东史郎还是低着头，一脸愧色。但东史郎没有流泪，只是把唐的手一再握紧。

　　15日上午举行的中日学者座谈会上，东史郎第二次下跪。

　　随后直至18日调查团回国，除去吃饭时间外，东史郎都呆在宾馆闭门不出。

　　东史郎成为第一个向中国人民主动谢罪的侵华日军，借着这次谢罪，国人开始了解东史郎和他的日记。

　　屠杀老人时“想起父亲”

　　1937年9月8日3点25分，6500吨级的轮船“善洋丸”满载着侵略中国的日军和武器装备从日本大阪驶出，开向中国天津。

　　25岁的东史郎作为侵略者中的一员，就坐在这艘巨轮上。1937年8月26日，东史郎接到征召令。31日，东史郎的亲生母亲对他说了如下的话：“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

　　当时，东史郎和母亲都相信日本天皇的圣训：中日战争是圣战。“忠于天皇，光荣战死”，是东史郎的信念。

　　1938年3月24日，东史郎的日记足有1万多字，详细记述了他们小队在徐州附近枪杀、砍杀20个中国苦力的事件。他在日记中总结，“砍人的时候，应该对准容易砍的地方(脖子)。并且，下刀的瞬间，要用力地右旋一下，不使劲的话，刀锋就没有力气。”

　　在1937年12月6日，他写道“每当我们宿营时，都是先扫荡村子，杀掉农民”，“我们往往仅仅为了天亮之前平安地睡上三个小时而让许多农民死去”。

　　在随侵华日军的多次扫荡中，东史郎会“烧房子玩玩”，和战友一起轮奸和侮辱中国妇女。他与其他日本兵一样，把一次次对中国百姓的抢夺称为“征收”。

　　2005年12月27日至28日，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一场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上，主编过侵华战争中日军信件、日记等史料的王卫星认为，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士兵的思想是复杂的，有兽性的一面，但也有人性的一面。

　　学者孙宅巍认为，这一点在东史郎身上比较明显。

　　上文提到的枪杀、砍杀20人事件，显然使东史郎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不知为什么，从左边数第四个老人总使我想起我的父亲。”

　　他为老人点烟，老人满面怒容地拒绝了。他大叫：“不要杀这个老人！”遭到同伴反对。后来他冲上去解这个老人身上的绳子，说：“我们不能杀这样的人，他们太可怜了。”结果被讥为胆小鬼。

　　东史郎侵华一周后的1937年9月22日，射出了第一颗杀人的子弹。当时两个二十四五岁的中国青年从河里游泳逃命，他和众士兵开枪射击。当两人游上岸时，东史郎的子弹准确地夺去其中一人的生命。

　　他写道：“我的意志的确命令我要杀他们，并射出子弹。而就在这样射击的时候，却又浮现出另外的想法，感情命令我不能杀人。我困惑不解。”

　　在扫荡中，他不理解日军为何要杀掉那么多无辜的平民。他曾偷偷放掉5个即将被处死的无辜妇女，但可惜5人最终又被抓回。

　　在战争中，他也看到了平民的苦难，并记述下来。他看到一头哀鸣的驴子后写道：“她哀叹这个大地上农民作为最高财产的家畜被掠夺，视为父母的农田被荒废，全族人遭屠杀，爱妻和爱女遭侮辱，房屋被焚烧，没有今夜的住所也没有明天的食物，她哭诉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们的悲痛之情。”

　　输了官司赢得尊重

　　多位熟悉东史郎的人士证实，东史郎1987年首赴中国谢罪后，开始成为日本国内的和平斗士。为此他在18年内付出了巨大代价。

　　东史郎曾向段月萍解释说，1987年他来中国谢罪时，在日本京都家中的妻子就接到数十次的谴责和攻击电话，骂东史郎是“卖国贼”、“判徒”、“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

　　1993年，日右翼势力在《东史郎日记》出版7年时，怂恿日记中写到的“南京邮袋事件”中的旧军人桥本起诉东史郎，称东史郎毁其名誉。此官司一打数年，即为震动中日民间的“东史郎案件”。

　　日本民间许多律师自发支持东史郎，山内小夜子即是“东史郎案件”后援会秘书长。她说，东史郎对这起官司非常重视，1993年至死，主要精力就投在了官司之中。

　　朱成山证实，1994年至今，东史郎6次来南京，前几次主要是为官司搜集证据。“那段时间，全南京城的人都在想办法声援东史郎。”孙宅巍说起当时市民的热情，一脸感慨。

　　1996年10月6日，朱成山馆长将南京市民踊跃提供的7大类54件证据亲手交给山内小夜子。然而，经过数年审判，日本法院终审仍判决东史郎败诉。

　　段月萍手中至今还保存着几封东史郎1988年、1989年写来的信。

　　段月萍说，他总以“我是东洋鬼子东史郎”开头，写得非常诚恳。信中讲述他在日本国内十几个城市作了和平演讲，以亲身经历讲述战争的罪恶。

　　有一段话让段月萍至今难忘，东史郎说：“我虽踩了中国老虎(指从前担心中国人对他报复)的尾巴，但中国老虎并未把我吃掉。但回到日本后，日本的狼却追着我，龇牙咧嘴地攻击、威胁和谩骂我。”

　　2006年1月3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侵华历史的日本老兵东史郎逝世了。两日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方对揭露侵华历史的日本老兵东史郎逝世表示哀悼。

　　秦刚说，东史郎以他人性的良知，敢于反省侵略历史的勇气，维护和平的正义感和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不懈努力，赢得了我们的谅解和尊重……

　　相关专题：东史郎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