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谁为血腥的历史作证？这是我所在的一家媒体在1月4日所做的一个大幅标题，其报道的内容是：1月3日，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先生在日本京都府与谢之海医院因病逝世，享年95岁。
是啊，东史郎逝世了，2004年12月4日，86岁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人证”———李秀英逝世了。作为历史的人证，作为一场战争留下的“活化石”，同样作为一个具有
特定指向的历史符号，在他们所代表的一群人都必然完成生老病死铁律之后，还有谁将为那一段血腥的历史作证？这样的表达无疑令人沉痛。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需要从一些“铁证”中获得真相？东史郎们一一撒手而去，我们是不是也必将失去对于历史的理解与认知？显然不是。
真实的历史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只需要正视、承担并反思。而作为一个曾经亲历一段历史的大背景之下的人，东史郎先生留下了勇气、良知与责任，无愧天地。仅此，便足以表达他凸现于历史的意义。也正因此，我们才相信，历史的真相不因他的离去而消亡，当我们一旦能够延续他对于历史的正视、承担与反思，我们就能以真相书写历史，以历史传承真相。
对于东史郎来说，能够留下良知与清醒面对历史已经足够，面对过去的姿势恰恰预设了未来的结局。因为，在他下跪的地方，在他说出真相的时候，他的灵魂找到了安宁的理由，他远离了罪恶，臻于圆满。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这样？同样是一跪，东史郎获得了救赎，而1970年德国总理访问波兰时跪对死难者纪念碑，也让德国走出了二战的阴影。但同样一跪，却也有着巨大的区别：东史郎只能代表他自己，而德国总理则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
德国对待历史的态度促成了欧洲式的“历史共识”，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就产生在“历史共识”之上。我们丝毫不怀疑，东亚同样需要欧洲式的历史共识。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沈骥如研究员指出，“亚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能否正确对待历史。”
1987年8月15日，东史郎在朝日新闻发表《南京大屠杀———我为什么作证》，其中写道：“真正的友好产生于真实之中。隐瞒事实，而以客套语言应付固可自鸣得意。但装出善意面孔，搓着双手做出笑脸，不会产生真正的友好。”然而他到底没有盼来一个民族对于真实的正视与承担，这是东史郎虽死犹憾的。
东史郎去了，李秀英去了，但历史犹在，真相犹在。
-杨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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