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和辜振甫

　　汪道涵和辜振甫

　　——破冰、融冰、体谅、忍让

　　看着两岸关系的低迷与更加的不可测，遂让人们对汪辜这两位长者在无路处找路的风范更加怀念

　　-南方朔

　　2005年12月24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逝世。这是继2005年1月3日，台湾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逝世后的另一重大损失。两位德高望重的领袖级人物先后谢世，他们为两岸关系开创的契机也告终止，一切又回到混沌不安之中。

　　因此，汪辜两人的逝世，让人在追怀先贤之际，也更加百感交集。汪辜两人在1993年4月和1998年10月的两次会谈，都展现出高度的风范，因而能在互谅互重的前提下，替两岸打开机会之窗。而今，汪辜会谈的风华已渺，机会之窗也早已在政客拨弄下被关闭，两岸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下去？又有什么人能带着大家走下去？当我们回想过去那段来时路，就当会对这两位长者更加尊崇。

　　两岸自1949年起，即因内战而对峙。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同年11月2日又宣布开放探亲，于是，两岸关系开始进入新的交往与和解时代。

　　然而，两岸毕竟在敌对中隔阂了近40年，这条交往与和解之路，自然难免有着太多猜疑畏惧甚或敌视的因素横亘其间，双方都必须找到德高望重且有公信力的领袖级人物，来扮演先行者角色。遂有了1991年2月8日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的成立，辜振甫出任董事长，这是台湾方面的布局。而在大陆方面，同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汪道涵出任会长。汪辜两人都是大佬级的人物，他们的就位，接着就是正式对话的展开了。遂有了1992年1月8日，汪道涵致函辜振甫，邀请组团前往大陆访问之举。

　　问题在于，对话就必须要有对话的身份条件，而两岸对话的身份条件，当然是必须对“一个中国”作出定义。基于此，台湾在辜振甫推动下，在1992年8月1日的国统会上，做出了“关于一个中国之涵义”的决议。两岸皆支持“一个中国”，为未来民主和平统一而努力的基本共识开始出现。接下来，双方又于10月28日至30日举行了香港会谈。后来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即因此形成。正因有了这种共识，才有1993年4月汪辜两人在新加坡的首席会谈。两位大佬级的人物，在这次会谈上皆不卑不亢，互相聆听，互相谅解，最后会谈在签署4项协议中闭幕。第一次汪辜会谈的成功，对两岸关系乃是历史性的一大步，其振奋的效果不言可喻。

　　然而，两岸关系原本即极其脆弱，加之又有美日对中国的图谋在其中，互信程度极低。于是就在汪辜会谈后，即有1995年6月李登辉以返回康奈尔大学母校访问为名赴美和1996年飞弹危机。于是，两岸关系又降至冰点。第二次汪辜的上海会谈，也因而延迟到1998年10月才再度举行。只是经过一番波折，第二次汪辜会谈只能说是弥补性的“融冰之旅”了，而两岸之间的疑忌之冰业已冷得无法完全融化。等到1999年7月，未融之冰更加凝固。因此，汪辜会谈的效果，只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就被台湾内政的变化侵蚀殆尽。1999年7月，李登辉发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之论以及2000年民进党执政，独派当道。陈水扁甚至否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存在，两岸关系进入“听其言，观其行”的阶段。正式的对话已经完全停止，勉强的交流如春节包机问题，基本上退化成“业者决定，官方背书”的程度。汪辜两人再也不可能第三次会谈了。

　　因此，在汪辜两人辞世后，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另一个更难测的阶段。汪辜两人在海峡两边都是大佬级人物，他们可以得到当局绝对的信赖和授权，对两边的社会也有公信力，加上两人皆是世家出身，通达世事，因而能在无路之处靠着智慧，硬是开创出新路。尽管他们开创的新路难以持久，很快就被政治现实所摧毁，但盱衡未来，谁又担得起这种在无路处找路的重责大任呢？

　　因而汪辜两位大佬级人物谢世后，两岸等于已进入新的混沌难测的阶段。北京在经过这几年的波折后已不再抱幻想，因而借《反分裂国家法》划下底线，并更积极地争取台湾在野政党和民间的力量，

　　但问题在于，当今台湾主政的毕竟仍是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它不可能因为选举的失败即改变两岸政策，何况陈水扁早已否定“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存在，已没有转圜的空间。最近这段时期，民进党政府已表明两岸政策不会改变，即已堪证明。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两年多里，在正常的情况下，两岸关系当然难有开展。

　　这时候，外力因素就可能不容忽视了。近年来美日军事结盟日益紧密，由于韩国已逐渐脱离美日轨道，这时候美国将更不容台湾反独非独力量取代“台独”势力，免得台湾也和韩国一样，逐渐脱离美日轨道。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两年多里，美日不无可能对台独做出更大的鼓励，让民进党继续掌握台湾政权。这是不容轻估的可能性。

　　也正因此，看着两岸关系的低迷与更加的不可测，遂让人们对汪辜这两位长者那种能掌握大纲大节的立场，又能体谅和忍让的态度在无路处找路的风范，更加怀念了！

　　相关专题：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