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大副教授在河南兰考探索新农村之路

　　核心提示：2004年，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何慧丽以一个实践者的姿态，分别在兰考县城关乡的陈寨村、葡萄架乡的贺村、三义寨乡的南马庄村、仪封乡的胡寨村等4个村子建立了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最初的文艺队、老年协会或妇女协会，逐渐发展成各种专业协会、资金互助合作社、农机互助小组等，具有了农业生产活动、文艺活动、学习活动、卫生活动等功能。两年过去了，合作社情况发展如何？现代社会团队合作的精神能否挑战中国传统的小农意识？

　　贺村的鼓声

　　2006年1月7日上午，一阵鼓声从河南省兰考县葡萄架乡贺村传出。

　　在贺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十几位妇女分成几排，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有节奏地敲着腰鼓。“这是我们合作社的文艺队在训练。”葡萄架乡贺村合作社理事长王德显说，最近他们利用农闲一直在排练腰鼓队，这是自合作社成立以来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这个合作社是2004年9月1日成立的，与建国初期的合作社不同的是，经济发展合作社完全由村民自发建立，自愿加入。

　　2004年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的学生在贺村搞支农调研时，帮助村里建立了一个信息站，免费给村民提供科技信息，但由于村民都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形式，信息利用率并不高。在兰考县挂职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获知了这个情况后，给王德显建议，让他领头成立一个合作社，依靠农民的自发合作，以团体的力量来抵抗更大的风险。由此，王德显以及一些农民开始商讨并探索合作社的形式。

　　“我们在何副县长的帮助下，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规范，有章程和管理条例。”贺村合作社理事赵付胜说。

　　贺村合作社下设信息组、养殖种植组、文艺组，为社员提供致富信息、各地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及活跃农村业余文化生活。农民只需交纳50元会费，就可以到合作社借阅农业科技书籍，定期收看农作物管理录像片，向专家请教在农副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合作社成立以后，社员立刻得到了“实惠”。一个例子是，当年的秋种时节，贺村合作社决定将全村88户社员的土地统一耕种，租来的拖拉机在农田里来回奔跑着，仅4个小时的时间，6个人就耕种了30亩田地，人均5亩，这是包产到户、一家一户“单打独斗”耕种效率的4倍。

　　越来越多的社员从中尝到了甜头，一年考核期满后，正式社员达到了88户，还有60多户预备会员等待着“审批”加入，其中有不少是跨乡的农民。

　　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之路

　　“今天的大米还是卖得不理想。”1月6日，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理事长周孟奇告诉《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来郑州好几天了，每天的大米销量都徘徊在50公斤上下。

　　南马庄人严格遵循农业部制定的无公害生产标准，农田全部使用黄河水灌溉，全部使用生物及无公害农药，在肥料使用中严格控制化肥用量，并通过使用沼肥、生物肥来添加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成立无公害大米协会后，采取了统一供种、统一供肥、统一防治病虫害、统一加工、统一品牌的产品管理方式。

　　南马庄是一个位于兰考县西部的自然村，共有350户，1486口人。南马庄就像很多豫东农村一样，贫穷落后。

　　2004年9月16日，南马庄成立了经济发展合作社。该合作社根据当地的资源状况和社员的实际需要，设立了社员资金互助会、养殖协会、食用菌协会、无公害稻米协会等，尽其所能地为社员提供各种服务。现在，合作社在社员资金互助、养猪、种植双蘑菇、无公害水稻论证、技术培训等方面已有很大进展。

　　“今年农业部拨付了10万元经费，支持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生产。”1月8日，何慧丽告诉《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作为国家支持项目，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种植采取一亩补贴40元、农户自己交20元的办法吸引了69户来种植，今年收获了约300吨。

　　“因为要按照无公害大米的标准严格执行，造成第一年的水稻减产，但从长远来看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周孟奇说。

　　四个合作社带来的革新

　　在贺村和南马庄的合作社开展得轰轰烈烈之时，其他两个合作社也在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陈寨村位于兰考县城关乡，2004年4月，在该村文艺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陈寨村经济发展协会，2004年10月17日，协会改名为合作社。胡寨村位于兰考县东南部，是一个有200多户不到1000人的村子，2001年起，农民王继伟带头成立了一个农民种植协会。在此基础上，于2005年1月26日成立了胡寨村经济发展合作社。

　　目前，成立合作社的4个村庄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合作社文艺队伍的出现使农村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一些文艺队开始承担县、乡政府或者企事业单位组织的一些文艺活动，陈寨和南马庄村的文艺队在2005年4月春运会的秧歌比赛中还拿到了不错的名次。

　　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精神文化方面。

　　“我现在一个月光卖豆腐就能挣1000多元。”1月7日，兰考县葡萄架乡贺村农民王宏伟显得很兴奋，“这些变化都得归功于合作社！”以前他也卖豆腐，但是由于采用的是老作坊式的办法，一个月卖不了多少，而且因为缺乏资金，贷款渠道不畅通，生意一直没有起色。合作社成立以后，他积极入社，并申请小额贷款，顺利得到2000元贷款后，他买了一套机器，扩大了生产规模，并且购买了16头猪仔，利用磨豆腐剩下的豆渣养猪，家里的生活开始红火起来。

　　从文化到经济的渗透模式

　　中午时分，和煦的阳光照在贺村。

　　以前贺村的大多数农民，在农闲的时候，不是打

　　“治贫先治愚，文化是发展的基础，文化是快乐的源泉，农村需要适合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平民文化，需要团结、合作和奉献的文化。”何慧丽觉得乡村建设从文化建设入手，这个既是起点，其实也是最终的归宿，就是要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一个新的文化阵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何慧丽认为，生活中经济和文化是分不开的，给农民们构建一个平民文化系统，让他们在精神上获得快乐，然后才能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合作的基础。

　　“从完整的意义上讲，合作社是一个人群共同体，具有经济性、社会性、文化性，合作的经济与合作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何慧丽说，没有合作的文化就没有合作的经济，反之亦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在劳动人民那儿，二者是一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发展农民合作社时首先成立农民文艺队的原因。”

　　探索中叩响新农村之门

　　“兰考的4个合作社实际上已在践行这一理念。”1月7日，兰考县委宣传部部长李继平如是认为。但是，合作社的运行在给社员带来实惠同时，也面临着人才危机、政策支持和资金风险等方面的考验。

　　尝到了“合作”的甜头后，2004年12月，贺村合作社资金互助会成立，这个旨在为急需用钱的社员提供小额资助的组织，当时就吸引了44户社员入股。这个类似于银行功能的项目在其他3个合作社也相继出现，此项目由社员自愿入股加入，社员可以根据入股金额获得相应额度的贷款权利，项目贷款全部面向社员，并且有着严格的信贷操作程序，具备一定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这个探索虽然有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支持，但在具体操作方面仍然面临尴尬。

　　“农民合作意识还需要长期培养。”何慧丽说，从现实情况来看，参加合作社的农民还是存在着投机心态和等靠心态，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培训就能解决了的，需要党和政府的关注和支持。

　　“实事求是地说，合作社在缺乏政策性扶持的情况下能够发展到现在，已经算是很难得可贵。”李继平说，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关注“三农问题”，都在积极想办法解决农民遇到的困难，合作社的出现，虽然成效还需要检验，但是，能做出这种探索已经很不容易了。“事实上，他们是在靠自己的力量践行新农村建设的路子。”(郑州晚报记者 尹海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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