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舸
在卫生部首次“定时定点”新闻发布会上，平价医院成为记者们从始而终的问题。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坦言，卫生部之所以推行建立平价医院，是因为现在的公立医院失位了，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职能。毛群安说，建立平价医院的经费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投入，但是建多少、建多大都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来定，全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青年报1月
11日报道)。
卫生部对平价医院的此次表态，初看则喜，细思则忧。尽管卫生部指出“平价医院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公立医院”、“平价医院低价不低质”、“平价医院医务人员的待遇要保证”、“地方政府在建立平价医院时要考虑到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需求，并且制定相应的政策切实让他们能够享受到优惠”，看似已完整勾勒出平价医院的构架蓝图及未来走向，却绕开了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平价医院的建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公共财政倚为后盾，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协力合作，更需要一个长期性、具备足够可行举措推行平价医院的政策核心。
在当今中国的几大民生热点中，医疗改革与教育改革陷入同样的难题：即大家都已明了医疗与教育公益部分的推行必须以政府投入为主，但政府投入是一个大而划之的宏观概念，中央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仿佛两位手持饭勺的“守夜人”，都期望对方的碗里多舀出一点，倒入平价医院这个空桶中。卫生部明示平价医院主要由地方政府埋单，却也清楚这其中存在两大棘手之问：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意愿承担起平价医院的财政支付者？即使地方政府愿意投入，它是否有足够的资源保证行动的落实？
于是，卫生部给出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说法，一切都指望着地方的“具体情况而定”。卫生部又忽视了问题的另一要害———越是政府财力薄弱的地区，越需要平价医院的开花落地。农村比城市经济基础单薄，公共卫生底子也更显孱弱，农民比城市市民更嗷嗷期待平价医院的反哺。如果把前提卡在地方政府财政投入上，一切不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早在医改争论初起，已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医改的症结所在是在公益化与市场化之间左右摇摆，政府在卸包袱，“省略”本应付出的公共财政投入，顺带连应有的法规监管都一并失位；公立医院成为既无足够投入又无严格监管的“飞地”，逐渐演变为赤裸裸的小利益集团。解决问题的根本，是政府以充足的公共财政供给与完善的法规监管双管齐下，扭转公立医院不伦不类的现状。
平价医院尚未出世就已面临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扯皮”的尴尬。为今之计，卫生部应全盘考虑，统筹安排，解决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担平价医院的投入，避免平价医院走上“财政投入匮乏”的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