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条路——记郑洞天

　　一 应该说，这是在我心中酝酿了很久的一个题目，然而，当真写下这个题目后，我却感到茫然。

　　这个题目太大，而我对郑洞天的了解太少。

　　我之所以执拗地面对这个题目，源于《郑培民》的宣传画册。当我翻开画册的那一

刻，我被出现在我面前的郑洞天打动了。画页上的郑洞天一脸肃穆、一腔正气，与我印象中平实、平和的他判若两人。这张照片磁石一样吸住了我，这是一张有话要说的照片——果真！

　　“如果可以给我们的影片另起一个名字，我想叫《一个人和一条路》”。

　　这句话，给了我一种异样的沉重，同时又在我的面前展开了一个无垠的空间。多好的一个片名！为什么不呢？一个社会，无论将人裹挟得多紧，他也还是一个个体的人；一个人，无论面前有多少路可选择，他最终踏上的也只能是一条路。无论是民，是官；无论是草寇，是英雄。

　　“每个人每天都在走路，从生到死。郑培民之所以能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楷模，其人其路中，蕴寓着一种必然。他一生走得那么谨慎，又那么坚实，有他三十多年几乎一天不落、一字不改的几十本日记为证，更有三湘大地上数不尽的至今一说起他还要落泪的老百姓为证。”

　　那么，在众多的人陶醉于莺歌燕舞、陶醉于声色犬马、陶醉于视觉盛宴的今天，郑洞天选择了《郑培民》，这其中是否也蕴寓着一种必然？郑洞天该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走的是怎样的一条路呢？

　　《郑培民》制片人潇湘厂导演周琦对我说，“应该说，不是郑导选择了《郑培民》，而是《郑培民》选择了郑导。在有众多专家、领导、电影人参加的研讨会上，郑导发言之后，郑培民的夫人说，‘他最理解我们老郑’；编剧说‘如果郑导不拍，我就不改’；中组部、广电总局领导、湖南省委也认定了郑洞天……”

　　“其实，郑导他自己就是那种人”周琦特意补充了一句，说这句话时，我看到他一脸郑重。

　　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因为，这一切，正如郑洞天所说：“题材的选择，首先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他对他的人物，不须一笔涂抹或献媚，银幕上的人格魅力油然而生，因为他喜欢，他理解，再说的大一点，那样的人他心仪已久，而且希望与之为伍”；这一切，也正如郑洞天在导演阐述中所写，“在我的观念里，一个大写的人，不仅一生为别人做过许多事情，而且能用自己高尚的灵魂点燃别人的精神之火。可以说，我们整个摄制组是在这种被感动、被唤起之后，回到郑培民走过的那条路来拍这部电影的，我们仅希望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和他的灵魂相识。”

　　我愿意与郑洞天们一道，在郑培民所走过的道路上与郑培民的灵魂相识，更愿意在这条路上，结识一位把这样一个感动中国的人推到我面前的导演——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

　　二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世界。每一部电影，都鲜明地印记着它的导演的思想、知识、观念、风格……因为，导演就是创造这一银幕世界的人。谢晋有句名言“在创作中，我就是凭感情，每一次都把自己烧进去”。“把自己烧进去”，这既是导演塑造人物的必由之路，也是银幕上的人物获得生命的真正基础。

　　那么，在郑培民走过的路上，郑洞天该是如何燃烧自己的？他给了银幕上的郑培民以怎样的生命？他如何让郑培民这样“一个好官、一个好人”通过一片窄窄的银幕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真正站立起来？

　　在东环电影院，我经历了这样一次燃烧——

　　湘西境内最偏远、海拔最高、条件最恶劣的火龙坪村，空地上支着一口大锅，为款待前来考察的新上任的州委书记，村民正要宰杀乡党委书记刚刚背上来的惟一一口种猪！

　　州委干部会上，郑培民情真意切“别忘了，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当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

　　雨地里，村民们为不贪、不占、不腐化，被迫挪用了修路款改建形象工程的县委书记求情开罪，郑培民语重心长“你是他们养大的，是他们把你送上了领导岗位，他们给了你手中的权力，可是你为了自己的政绩和乌纱帽，大笔一挥，就把修路给停了，你为官为民，于心何忍？”

　　公路通车典礼现场，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工程总指挥在一张张期待的笑脸中拨通了郑培民的电话，然而，正躺在病床上的郑培民已猝然病逝——

　　……

　　一个共产党人，为了实践他对贫困山区人民的一个承诺，竟然耗尽了自己的一生！

　　泪水悄然涌出我的眼眶，身后传来轻轻的啜泣。

　　电影院里静寂无声，所有的目光都凝视着银幕，与刚刚进场时形成强烈反差——

　　放映前，我刻意环顾了剧场，120个座位，散坐着不足30人。东环售票的女孩说我是惟一自己花钱买票的人。《郑培民》是“红头文件”下来的，都是单位包场。

　　为买这张电影票，我已颇费周折，北京电影发行公司、大华、新街口、紫光……

　　朝霞晖映着湘西秀美的群山，大山里的孩子们正在用歌声为郑培民送行——那是郑导亲自为片尾创作的歌词：

　　“风来了，把雨就带来了；

　　雨来了，小草不得黄了；

　　草青了，把山也变青了；

　　山青了，凤凰就要飞了；

　　凤凰飞了，心儿跟着起飞了；

　　心飞了，天地都会宽了……”

　　人们陆续离去，只剩下了几个观众，我深信，他们一定正在和我一道，与凤凰、与《郑培民》一起在郑导的歌声中燃烧，在郑导的银幕上燃烧——

　　场灯亮了，我最后一个离开影院。

　　地下通道里，空调呼呼作响；墙上，美国巨星巍然耸立；迎面，虹霓、广告五光十色……

　　我突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寂寞。我想到了我身后的那些电影人，想到了郑导，想起了郑导说过的“这是一个‘拒绝深刻’的年代

　　——”

　　三 寂寞改变不了郑洞天。

　　23年前，郑洞天就是带着这样一脸肃穆和一身正气与他的《邻居》一起走进人们视野的。

　　那时，中国的改革刚刚起步，各种社会矛盾凸现。从1961年到1973年，在电影学院当了12年学生、在上影厂面对3年剧本，而后又返回电影学院的郑洞天，在1976年跟随沈浮、颜碧丽参加了《阿夏河的秘密》的拍摄，1978年与谢飞联合导演《火娃》，1979年和王心语、谢飞联合导演《向导》之后，又一次得到了实践的机会。他四下找本子，终于，遇到了《厨房交响乐》，但本子已进过6个厂的文学部，无人敢拍。积郁了多年的忧患和情感让郑洞天毅然执起导筒，影片改名《邻居》，直面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住房问题，直面由此牵连出的干群关系，直面党内的不正之风。郑洞天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银幕上矗立起了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共产党人形象。《邻居》中，从他灵魂深处涌出来的犀利台词，直抵人心——

　　“也不怕老百姓戳我们的脊梁骨！”

　　“群众是通情达理的，问题是有些人永远不满足，搞四个现代化，先把自己家现代化了再说，就是不想大多数人住得怎样！”

　　“什么惯例？打哪儿来的惯例！战争年代有吗？50年代有吗？你默认了这种惯例，它当然会得寸进尺，总有一天，你领导下的共产党会被这种惯例吞灭的，我的青天大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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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不仅获得一系列殊荣：文化部优秀影片奖，金鸡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提名奖，参展伦敦、香港国际电影节……更重要的是郑洞天由此获得了人民群众的口碑，使他成为中国纪实风格电影里程碑式的人物。

　　对于郑洞天当年的勇敢担当，《中国当代电影史》留有如下一笔“影片没有回避矛盾，它触及到了基层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尽管是点到为止，但已经是当时的‘底线’了”，“它让观众恢复了对电影的感受力，听到了电影和生活的摩擦声，感受到了它们的体温和表情，它们的朴素和真实。”

　　郑洞天的主要岗位是在课堂。每一次拍片实践，都是别人找上门来。因而，他与他的创作不得不“先结婚，后恋爱”。《邻居》阔别观众六年之后，《鸳鸯楼》又一次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人们纷纷拿自己的生活和电影里的故事进行比较，也引发了许多争论，影片还远赴英伦参展国际电影节。郑洞天自觉“一部电影能引起观众这样来讨论的时候，它已经超过影片本身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郑洞天一改纪实风格，连续拍了一系列人物传记片，《人之初》、《故园秋色》、《刘天华》。《人之初》：他撷取了降生在苦难岁月、贫寒家庭的聂耳少年时代的一段生活，之所以做此选择，因为，郑洞天看到了大人们给予孩子们的东西总是甜的，很少认真对待孩子心中对忧愁的需求，他要让他的影片承载起在他看来所有儿童片都天然具有的使命，给孩子一点忧愁，让孩子们更懂得生活；《故园春色》：在老一辈革命家陶铸一生中，他只撷取了共和国创建之初，广西省委书记陶铸剿匪后路过老家祁阳时，作为一个儿子、一个弟弟、一个游子悄悄返乡三日，并与他的哥哥重逢的片段——当年，陶铸在大别山麓、延水河旁、白山黑水间为人民的解放奔走的时候，他的哥哥作为上校军官、县长正在为敌人卖命，银幕上所表现的身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陶铸不是概念，可以理解、可以沟通、可以触摸，没有违心的吹捧、没有强加的色彩；《刘天华》：郑洞天没有像当时的多数传记片一样，为革命巨人、政治人物立碑，独独选择了一位当代人已经淡忘的民族音乐前辈，选择了一位文化伟人，并用“音乐故事片”的独特形式把这位中国民族音乐现代变革的先驱推到了观众面前。

　　“一戏一格”，是郑洞天一贯的创作追求，但三部人物传记片，故事都撷取在解放前，这其中是否也蕴寓着一种必然？郑洞天坦言，这个变化是有规律的，这是他当时对九十年代整个文艺氛围的一种表态。

　　郑洞天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表态，有他至今不便谈及的原因：

　　1991年，尹力拍了《我的九月》，出版社给出集子，要郑洞天写一篇导演分析。郑洞天盛赞《我的九月》展现了成长中的孩子真实的心理世界。同时，毫不隐瞒地指出“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样的影片特别成功，是因为现在的文艺重新祭起了‘样板戏’的大旗，‘样板戏’的某些规律正在沉渣泛起。”《中国电影报》转载这篇文章以后，有人报告当时主管影视的领导，主管领导大发雷霆，指示电影报刊“要特别警惕导向，像郑洞天这样有影响力的作者的文章，我们以后不要登了。”

　　1993年，郑洞天任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兼导演系主任。当时惟一由海峡两岸电影共同参评的第一届“珠海电影节”邀请他当评委。评委共七人，大陆四人，港台三人，其中奥妙不言而喻。大奖争夺对象一部为《脸对脸 背靠背》，由香港和内地合拍，影片是揭露性的，比较深刻地触及了我们体制中的一些问题；另一部是《凤凰琴》，内地拍摄的“主旋律”第一个标本。投票结果4∶3，《脸对脸 背靠背》胜出，尽管讨论时评委都曾肯定《脸对脸 背靠背》更好，但结果出乎主办者的意图，那一意料之外的反对票便来自郑洞天。自此，“珠海电影节”取消了；两个月后，郑洞天离开厂长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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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洞天并没有因此变为另一种人。他依然坚守着自己的精神指向；他依然忠心耿耿，为中国的电影操心；他依然只要发现中国的电影有一点好，就为它说好话。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实我是一个政治情结很浓的人，我认为我们第四代导演对社会主义有一种由衷的热爱！”在他的心目中，人的自尊与正直，作品的正义与品质比什么都重要。

　　2004年，郑洞天又用一贯精致的散文化镜头语言，为观众奉献了一幅生动细腻的台湾乡土生活长卷——《台湾往事》。这原本是一部有背景的影片，背负着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以往银幕上，人们看到的都是1949年前后从大陆过去的那一辈人和他们的后代，而没有一部大陆作品反映过明清两代以来，陆续从大陆搬迁过去定居的台湾人的后代，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又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三四百年间，台湾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磨难，被日本人统治过整整50年，但那里的人民从生活习俗到道德文化，始终恪守着华夏传统，而且一代代尊崇维系。郑洞天选择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喻《台湾往事》为倒过来的《城南旧事》——主人公是一个台湾长大的男孩，来到大陆再也没回去，由他来为人们讲述那段台湾往事。影片看上去十分平静，自始至终萦绕着一丝忧伤。影片虽然是在漳州拍的，但每一个细节都浓浓地浸透着台湾所承继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质朴中的典雅”是郑洞天给予这部电影的定位；“希望观众看的时候，不光知道了一个故事，还能进入一种审美的氛围，可以品味一点什么，或者是人生甘苦，或者是电影本身”，郑洞天以自然、真实、亲切、充满庄重的仪式感的生活又一次表达了他一生对电影的追求。郑洞天一向认为，中国电影和世界电影的差距，其实质就在于我们的故事总是太刻意于一个预设的理念目标，或者宣教思想，或者是要教诲道理，然后根据这个目标来设置人物，按照这个目标去行动；而真正能称为艺术的故事，只能有一种来源，那就是人本身。《台湾往事》淡淡的叙事蕴含着强烈的张力，演绎了一段令人荡气回肠的亲情、友情、爱情、故土情、民族情，也因此赢得了众多的荣誉：第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第一名、优秀导演奖，第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五项提名，第十一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四届北京文学艺术奖，上海影评人2003年度十佳国产电影第一名……

　　四 银幕上的平静，一如平静的郑洞天。郑洞天之所以能平静地面对生活，平静地面对他的银幕。他将之归于生活。

　　郑洞天的父亲是上个世纪20年代公费留美的学生，专修教育学的经历把父亲造就成了早期的河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然而，那以后，父亲的履历却蒙上了“黑色”——“伪”教育部官员、立法委员、右派、历史反革命……“黑色”的履历让郑洞天比别人更早更多地领受了生活的大起大落。

　　父亲在南京政府任职时，给了他优越、优裕的生活；一解放，父亲即失业，家庭陷入困境，5岁的他曾经和母亲在上海街头卖鸡蛋；后来，为了支撑众多子女的家庭，母亲又去做小学老师；11岁时，母亲不幸辞世；一年后，父亲重被启用，成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第一任西语系主任；然而，也仅仅只隔一年，作为民革上海市委委员的父亲被打成右派；继而，又被“追认”为历史反革命……

　　面对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有的人会变得万念俱灰，郑洞天恰恰相反，这一切，反而让他树立起与他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极不相称的坚定信念。以至所有负面的东西再度出现的时候，他都不觉茫然，甚至于“文革”。

　　郑洞天曾这样回答我的询问“如果说有一种坚守、一种精神支撑的话，教师职业该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父母和七个兄弟姐妹的教师生涯，使得郑洞天走上讲台成为必然；教师职业所意味的精神世界中必须有一种真信的东西，让郑洞天几乎不可思议的坚忍前行。“否则，你在课堂上无所适从，你不知道要讲什么，今天信这个，明天信那个，还能上课堂，是不可能的，不要说教人文的，即使教数理化也得有一种相对持衡的信念”。“持衡”，该是对郑洞天的“平静”最贴切的注释了。

　　郑洞天不仅保持了自身的持衡，他还以他的一片心意对社会的畸形病变进行着制衡。他将他对生活的思考，化为一种忧患，寄寓他的作品，“只有把每一次创作都当作一次生命的起点，倾注全身心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激情，才能把毁誉当作身外之物，而保持一个艺术家的人格”，于是，面对万花筒似的生活，他能透过浮光掠影，看到某些相对的永恒，并且从心底珍视。

　　同时，他又将这一切变作希望，倾注给他的学生。电影学院导演系建立五十多年，郑洞天在其中度过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的教学生涯，郑洞天桃李满天下，但他始终驻守庸常，远离虚华。

　　郑洞天家离市中心很远，广电部每周两次审片子，一到假期，轻轨、地铁里总会出现他的身影，和成千上百的人挤着坐在一起，他感到踏实，因为，那正是他的作品所要表现的地方和所要表现的人。他对他的学生们说，“如果你想做一个中国导演，至少每星期一天骑自行车出门，每月挤一次地铁，当你和满街上班或回家的人摩肩接踵而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时候，你会找到那种还是大多数老百姓中一员的感觉”；“当导演，你们永远缺的是生活的根底，我恨不能亲手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让你们滚上十年……”

　　他曾要求他的学生每天早上看《东方时空》栏目八分钟“老百姓的故事”，他强制他们用这种方式，获取自己的心理体验。而他自己正是得益于这种心理体验。1989年，安徽电视台请他去拍电视剧《命运》——“中国改革第一声春雷”，凤阳县小岗村18个农民按手印，秘密分田到户的故事。不少人对这位北京来的教授拍乡村故事表示怀疑。摄制组下去后，人们发现，教授在农民中间居然如鱼得水。他们却不知道，电影学院12年，其中有5年郑洞天是在农村度过的。

　　学生毕业时，他的临别赠言不谈电影，而是“如果你在几年的学习中曾经认识了一个老师，就是我，我给你们的印象是什么呢？我希望是这样四个字——热爱生活”。

　　2001年9月3日，开学典礼。入学教育是学校几十年的传统，校领导对郑洞天说，你现在已是资格最老的教师，一定要讲话。走上讲台的刹那，郑洞天突然意识到，正是40年前的同一天，他走进的这所学校。他动情的告诉学生：学校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在这40年里，已经送走了四位校长，其中两个就倒在课堂上。

　　老校长沈嵩生谢世时，他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教书的清苦和做台阶的感觉，许多人是能承受的，但在课堂上离开人世，至少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只要干了教师，就无须企求别人纪念的奢望，真正的纪念，只有面对嘱托而无愧”。

　　他经常和学生说一句话：“导演这个职业是最不能隐瞒自己的职业，你所有的人生观念、审美趣味、思维方式都会在电影里露出来，因为你拍的是一个活的人，一个活的世界。和导演这个职业惟一可以相比的是教师，教师也是一个不能隐瞒自己的职业。又做老师又做导演，因此，注定了你要赤身裸体地站在观众面前，站在学生面前。而当你决定要这样全部暴露给外人的时候，也注定了你一辈子要修炼自己……”

　　郑洞天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用那种已经渗透到了他血液和骨子里的东西，为他的学生们指示着人生的坐标。

　　当了十几年政协委员，郑洞天又把他的课堂搬到了社会。

　　广电部的一次会议，面对今天文艺创作的现状，他指出：“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经济腾飞之后的原始积累期，每个国家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它常常要以文化精神的倒退和道德沦丧为代价，这也许不可避免。但是

　　在北京市委党校，面对即将走上领导岗位的文化干部，他毫不留情：“我们现在文艺的根本问题就出在管理者不是为人民负责，为文化负责，而只是为自己的官位负责，为决定自己能不能升迁的那一个人负责……”

　　事业的延伸首先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从小到大，听了那么多名言，记得最真的，还是陶行知的那句——“捧得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郑洞天要把这句话印在他即将出版的一本书的封底上，那或许就是他献身电影事业的一条心路，一份心灵读白。他早已将自己的这条心路、这份心灵读白默默地融化在了课堂上，融化在了银幕中，融化在了每一格胶片的背后。而后，一代一代的中国电影人，也正是在这样一条心路的引领和这样一份独白的聆听中，让中国的电影事业得以传承。

　　五 几年前，在北京市政协全会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我恰好坐在作家张洁的身边，想不起什么原因，我们的目光同时对准了郑洞天，张洁低声说：“郑洞天这个人，特正。”

　　人与人的沟通，并不需要很多的语言。

　　“特正”，那也正是我对郑洞天的感觉。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被人誉为“特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电影界那样光鲜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