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
由于田凤山未行上诉，检方亦未抗诉，法院判处田无期徒刑的一审判决已然生效。但这一判决因未认定田凤山接受马
德的10万元钱为受贿犯罪，而引起媒体的热议。质疑者认为，此判决为所谓“公益受贿不定罪”开了先例，为那些权力寻租
者打着“为公益”的旗号大行腐败牟取私利提供了判例和借口。赞同者则认为，对此节事实的除罪考虑，是法官在刑
事诉讼中
“审慎”用刑理念的体现，有评论者甚至以“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刑诉中的运用表达了对法院“审慎”认定的赞许。
从媒体的报道看，法院如此认定的理由是，时任绥化地区行署专员马德送田10万元人民币，目的是要田帮助解决绥
化地区广播电视综合楼建设资金事宜。马德给田凤山送钱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绥化地区的公益。
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这一理由在法律上是否充足？
我国刑法在分则中对受贿和行贿罪是这样规定的：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行贿罪，则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
虽然田收受马德钱款谋取的是地方的公益而非不正当的私益，但从法律的规定看，受影响的只应该也只能够是马德行
贿罪的成立，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事实上，田已经收受了马或马所代表的地区的钱款——这一收受由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因而非法，并为马或者马所代表的地区谋取了利益——这一地方公益虽为合法之利益，但却不为受贿罪的构成所排斥。唯一可
能在字面上产生歧义——如同媒体评论所提及的，是对条文中“他人”的理解，“他人”仅仅是指狭义的个体自然人，还是可
泛指广义的“人”，包括单位和群体(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刑法中已有单位犯罪的规定，即单位作为法律上的拟制人也可以成
为犯罪主体，在贿赂犯罪中就有单位行贿和单位受贿的规定)。马当然是个体意义上的“他人”，但他所代表的地区或部门能
否成为该条文中的“他人”，却有不同的理解。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法官面临的问题则是：只能机械地依照字义
来理解并适用法律，还是应该按照立法的本意来理解和适用法律？对于这个问题，英国著名的高等法院法官、法学家丹宁勋爵
的回答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法官不应该按字面而应该按意图——即法律的制定人如果想到这一点会做些什么——来解释
法律。”
在判断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除了依照刑法分则的罪名规定外，还要结合刑法总则的原则和规则来考察。无论是从
犯罪的本质特征还是犯罪的构成要件分析，田此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都显现无疑，对刑法保护的客体——国家公
务行为的廉洁性构成了严重的侵犯。
至于有评论者以“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来赞许所谓的审慎“用刑”，这恐怕是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误读。“排
除合理怀疑”是英美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刑事诉讼中的严格的证明标准和制度，它要解决的是事实是否存在或成立
的认定。而在田案中，并不存在对事实的“审慎”认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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