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谁是2006年真正受益人

　　从提高矿难赔偿费、取消农业税到农村义务教育全免费，具体的政策内容都呈现“国家请客，地方买单”的面貌。概括起来，就是国家通过申张个人的基本权利，来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整体操控。

　　文/邱晨

　　谁是2006年的受益人？“所有的社会群体都会从服务行业的提升中获益，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袁岳用四大服务行业的价值指数说话。而郭巍青教授则认为：“没有哪个群体能在2006年真正受益。”他的学生，公共政策学系毕业生陈亮则不解地说：“2006年的受益人？这听上去像一个伪命题！”更多的人则在困惑中暗怀希望：“谁呢？会是我吗？”

　　谁是2006年的受益人？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先验式存在，与受益这一主旨的滞后式表明，每一个心怀愿望的中国公民都应该在国家政策的频动与服务行业的革新里受益。2006，属于他们的利益到来了吗?

　　郭巍青(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

　　“公务”替代“公众”变成最大受益人

　　观点一：没有哪个群体能在2006年真正受益。

　　观点二：2006年的进步在于政策制定者终于开始正视哪个群体“应该”受益。

　　观点三：在当前的政策制定过程里产生的决策，最终的受益人都是决策者本身。

　　2006年元月1日，《可再生能源法》、《证券法》、《公司法》、《个人所得税法》、《公务员法》同时生效。再加上《酒类流通管理办法》、《信用证纠纷法规》、《寿险新生命表》、医保改革、养老金改革、老房贷改革等多项公共政策的正式颁布与执行，2006年的元旦成了中国新世纪以来颁布和实施法律法规最多的一天。

　　就在这一天里，中国政府网开通，点击率迅速蹿升至全球第二，这是因为泱泱大国13亿人口的管理机构终于有了自己的网络面孔。中国的民众不仅可以坐在任何一个互联网终端面前直面政府的决策，更可在这些频繁的决策更新里极力感受史无前例的民意回应与安全承诺。

　　而这只是2006年的第一天，中国公共政策的大面积革新才刚刚拉开序幕。每一个人都与这些白纸黑字息息相关，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受益人。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世界公共卫生组织与世界银行的中国报告里就指出，面向大众的公共卫生与教育迟早会成为拖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瓶颈。而中国的医疗改革、教育收费、农村问题，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直扮演着边缘化的角色，还远未走到“解决”的门槛面前。

　　从民众一直以来持续不断地抱怨看病苦、难、贵，到“非典”的爆发性肆虐，再到吉林化工厂爆炸哈尔滨停水……不久之前这些藏着掖着、内急外松的处理方法明显与公开透明、积极应对的国际准则完全相反。如今，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任党国英在《2006中国公共决策初析》里，多次用到“作为对民意的回应”一词。的确，在大量灾难性事件的刺激下，2005年到2006年，政府作出了一系列“对民意的回应”，颁布和修改的公共政策涉及受到重大拷问的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安全生产监督、政府信息透明、医疗、教育、税务、农业、私营经济等各个方面。

　　但是，这些政策能够使“应该”受益的公众在2006年“的确”受益吗？

　　假定政策不公平或者产生了某些倾斜，那么一定是产生政策的过程有问题。反之亦成立。目前公共决策的三个阶段：什么问题应该纳入决策议程，决策的具体内容，以及决策的执行方式，都集中在相对狭小而封闭的权利范畴内进行，如何保证政策能够体现真正的公共利益相关者的意志呢？

　　在这一点上，“公务”时常取代了“公众”，成为政策制定的受益对象。总体来说，这些政策最大的利处，是加强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能力。

　　从提高矿难死难者的赔偿费，到取消农业税，再到农村义务教育免去学杂费，具体的政策内容都呈现“国家请客，地方买单”的面貌。概括起来，就是国家通过申张个人的基本权利，来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整体操控。

　　目前新生效的公共政策，其积极意义在于，公众关注的问题进入了政策议程。各种重要的利害关系开始凸显，利益博弈格局在政策的流变中开始形成。

　　2005年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表明政府开始懂得，政府的日常执政，需要专业的职能部门和专业人士来面对与回应公众的要求。而面对媒体就是面对公众。这离“清新透明的政治生态”尚有距离，因为无人知道新闻发言人所代言的“公开”，到底能公开到什么程度。但这一制度从无到有是“作为对民意的回应”，它与其他政策一起，构成了政府在了解民意、安抚民意上的新姿态，是为2006年新政策的积极意义。

　　袁岳(北京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

　　知道谁正在受害，才知道谁将要受益

　　观点一：所有的社会群体都会从服务行业的提升中获益。

　　观点二：获益的前提是服务业认识到自己的提升空间与提升可能。

　　观点三：提升的过程是一个阵痛的转型过程，中国公众的幸福感在短时期内仍然会继续下降。

　　由于缺乏与之相对抗的筹码，服务行业的寡头，截留着公众应得的利益。了解了谁正在受害，才能知晓谁将会受益。知道如何受害，才能预测怎样受益。任何一个服务行业都不是针对某一个利益群体的，所以行业的提升会使所有的社会群体受益。我们所发布的2005年服务行业指数，就是为了借用户的目光了解服务业的现状。

　　业内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买了保险，而广州白领则是5个人中就有一个购买保险。但从零点的服务行业调查结果来看，无疑保险业得分最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片面化信息，给用户带来“交钱很顺畅，理赔很麻烦”的糟糕体验。保险从业人员西装革履的专业行头和滔滔不绝的动人说辞，在带给用户以规范感与尊重感的同时，往往遮蔽了保险业务的真实信息，让本来繁冗的理赔规则越说越不明白。

　　而在“零点服务价值与保障模型”里，服务的便利性和快速性是服务的前台表现，这是顾客最先感知到的因素。尊重、规范和默契是服务的后台支持，只有顾客对服务的前台表现满意的前提下，服务的后台支持系统才能对服务质量起到向上的拉升作用。薄弱的前台因素很大程度上会对其服务价值体系的整体感知度产生下拉力，然而这正是当前我国保险业的真实写照。

　　通讯业、银行业与保险业相似，收费规则与新产品都让老百姓感觉“很难懂”。

　　公众并非人人都是技术专家，所以会视不确定的业务为风险，质疑与询问是寻求安全感的正当行为。正视这种疑问，是保障其享受服务价值的基础。

　　在民航服务业的调查中，城市居民乘坐过飞机者的比例仅为27.9%，目前的民航服务还远不是大众能够接受的普及型服务。长期以来，民航业以“飞行安全”为由，被划入所谓“特殊”行业，进行行政垄断。经济学家胡鞍钢指出，民航的联营政策是一种典型的“价格卡特尔”，通过直接侵害消费者的利益来维持本行业垄断利润。所以从票价、设施、机场商品价格、投诉服务、服务失败后的补救措施等各个环节上来看，民航服务都给人以强烈的无规则感。在诸多航空公司中，规模偏小的机场反而更为努力地加强自身的规范性。

　　但服务行业内部对具体业务会有目标客户的划分和不同的资源分配。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服务行业由于垄断所带来的结构性弊病将在三到五年里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全球化的马太效应会成为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催化剂。但如同芝加哥社会学派所说，同城差异是衡量城市现代化的一个指标，

　　在对服务行业进行评价时，我们发现高学历往往带来高预期，在相同的服务水准下，高学历者、富人、城市居民的满意度要远远低于低学历者、穷人和农村居民。这种心理投射也许不能真实反映人们的实际受益水平，但却代表着服务行业提升所带来的体验价值的流向。

　　我不同意中国社会调查所得出的“中国公众幸福感提高”的结论，零点调查的结果显示，2006年公众的幸福感会较2005年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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