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北大学子武小锋毕业后在家穿糖葫芦一事经媒体报道后，社会反响强烈。先是大连人事局为其召开“紧急会议”；接着北大医学部老师称北大为有武小锋这样的人感到耻辱；最终，鞍山私企“爱母医疗”老总三顾茅庐，提供了“教授级别”待遇（只有教授级人物才能享受的住房），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1月22日《沈阳今报》）
从待业穿糖葫芦，到“教授级”新员工，武小锋算是“峰”回路转。只是，在“路转”的过程中，又是“紧急会议”，又是“北大耻辱”，让人看不明白：北大学子毕业没就业在家穿糖葫芦，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剥离“包分配”的“计划”功能后，人事局应该是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在多数毕业生就业困难的时候，给武小锋安排几场见面会倒也罢了，是否“紧急”到要专门召开“紧急会议”？一个毕业生就不了业，要开个“紧急会议”，那么到大学生宿舍看看就知道了，人事局的“紧急会议”将不得不年年开，月月开，日日开，甚至时时都要开！如果说北大毕业生不上班“紧急”，那其他高校毕业生就不了业“紧急”不？这样的“紧急会议”是个怎样的工作思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即便大连市人事局“特事特办”，当最终武小锋这块大连的“才”流到了鞍山的“田”后，武小锋还是抱怨说：“大连伤了我的心。”
再说北大。北大精神是什么？除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之外，兼容并包也是北大精神的重要内涵，蔡元培先生就曾提倡将“兼容并包”列入北大校训。那么，在北大教师的眼里，毕业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帮父母穿糖葫芦真的是无法被兼容的“耻辱”吗？北大教授还在鼓励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繁荣市场经济，那为什么就不能“包容”北大学子卖肉、穿糖葫芦？若一定上升到“脸面”的层面，比尔•盖茨从哈佛大学退了学，岂不是哈佛教育的奇耻大辱？
当就业机制从“包分配”到“双向选择”转变时，“唯学历”、“唯名牌”论必然破灭，北大必然迟早会出现武小锋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如果一定要说这事有多严重，那就是用人机制“转型”了好些年，一个急需专业的“医学才子”，在就业市场的自由博弈之下，却无法达到“优化配置”，却仍不得不借助媒体营造的“眼球效应”实现其“峰回路转”的就业之路；而管理者仍然在用一套带有退返“计划包办”色彩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才是武小锋“穿糖葫芦事件”暴露出的严重问题。
相关专题：北大毕业生卖糖葫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