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胡福明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

　　2006年1月江苏省“两会”期间，胡福明照常来到他在省政协的办公室，他今天没上会。5年前，身为江苏省政协第一副主席的胡福明，卸下了实际由他主持的省政协的一切官方事务。根据中央对高级退休官员的制度性安排，他还拥有这间大约40平方米的办公室，一个司机，一部车，和一个兼职秘书。 每天上午，他都依照老习惯，到办公室读文件、看报纸

、写文章。

　　他烟瘾极大，两小时采访里，烟缸已垒起半缸烟蒂，几乎是一根接着一根。据说他每天要抽两盒烟，“我身体不好，可是我控制不住，不是不怕死，是怕不能思考。”

　　作为一个曾经影响了中国思想解放进程的学者，胡福明当下最大的课题是研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从中发现一些可有益于中国未来的东西。他的研究大略集中在“两个教训”：苏共垮台的教训；中共执政50年的教训。他思维依然活跃，记忆力尤好，过去在他眼中，从来不会只是过去。

　　到处都开了锅

　　“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从40年前开始，到30年前终结，上接建国以后，往下一直关联到今天，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我还清楚地记得“文革”开始时的情况：1966年6月2日，中央电台发布消息：

　　当时我在南大溧阳分校带领学生劳动建校，我还兼着学校的党支委员，当天晚上，分校就在大草棚里召开紧急会议，对这件事情进行讨论和表态。

　　跟风跟得非常快，都是发生在同一天里的事情。

　　我们在溧阳，真是身处桃花源中。那里是丘陵地带，距离南京城200多里，每天师生共同学习共同劳动，赤脚拉板车搞基建，匡亚明校长也跟我们一样，住在泥土筑墙的房子里，生活很艰苦，也很简单，完全不知道外面的风向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当晚的会议上，5位党支委员全部表态，我也做了几分钟的发言，大意是不要简单地把南大与北大类比，两校情况各有不同，匡校长并没有违背毛主席主义路线。当时会议上意见十分统一。我们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谁知道3天以后，省里突然来了工作组，开始找第一批写大字报的人谈话。到了6月8日，工作组宣布了省委的意见，认为我们当天的会议是一次“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事件”，这就是“6·2事件”。有什么事实依据？不需要，他们完全不需要，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罪名，他们要点火。

　　一夜之间，我们全部成了罪人，成了匡亚明校长的“黑帮”。学校里开了锅啦，广播台被抢占了，“打倒匡亚明”的大幅标语贴了出来，学生呼啦啦回校闹革命，几辆卡车把这些“革命师生”和我们这些“黑帮罪人”一起拉回了南京。

　　到了南京，我们才发现，到处都在敲锣打鼓“闹革命”，到处都开了锅了！

　　幸亏入了“黑帮”，

　　不然，肯定要拉我当“造反派”

　　当时我心里的感觉是，不理解！莫名其妙！

　　说什么北京出了“两个司令部”，一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纳闷了，党中央不是一直都是团结一致的嘛，怎么一下子就多了个敌对司令部了呢。还说刘少奇是“阴谋家野心家”，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们私下里嘀咕，“林彪和江青倒是比较像。”不过，只是志趣相近的好友暗自议论，谁都不能公开发言，我们自己的头上还带着黑帮帽子呢。

　　那时我已经失去自由，每天写检讨，挨批斗，还被学生抄了家。我们一家三代4口人，住在筒子楼的一间房里，本就是一贫如洗，除了被抄掉许多书籍文献资料以外，倒没有重大财产损失，只是精神压力很大。南大是继北大以后第二个“点火”的，人民日报社论出了通栏文章，大标题就是《打倒匡亚明黑帮！》

　　停课闹革命了！我们每天跟匡亚明校长一起，交代问题、写“黑帮日记”、写“认罪书”、然后游街、劳改——扫厕所、扫马路、到工厂。这些倒不在乎，本来就是苦出身，什么脏活累活我都能干。按当时的说法，我生在贫农家庭，历史很“干净”——家里祖祖辈辈，连富农也没一个，海外关系也没有，土改的时候我还立过功，入党又早，属于“根正苗红”。

　　所以我很庆幸，幸亏我一早就入了“黑帮”，干脆被打倒了也好，不然，凭我这么好的出身，就算我不想当“造反派”，也肯定要拉我当“造反派”。更有趣的是，我们这些“罪人”并不孤立，我们的队伍很庞大，被打倒的人越来越多，南大有四五百名教师，甚至一开始批斗我们的人，也统统进来了。整个事情越来越好笑，越来越荒唐。

　　我还是沾了好出身的光。一次武斗，“清理阶级队伍”，每个人都要押到台上交代出身，轮到我的时候，一说出身是贫下中农，下面那些同是贫下中农的“革命学生”就开始大呼，“叫他下来！叫他下来！”那时候是“血统论”嘛，不过我还是“带罪之身”，最后也没让我下台，也没让我受批斗，就让我站到台边角。从那以后，我不再是重点批斗对象了，因此过了几年“逍遥派”的日子，在家抱抱孩子、读书看报、上学习班。

　　也有要拉我入伙“闹革命”的，我总是以“我是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婉言谢绝。我冷眼旁观这场运动，越来越想不通。我儿子1967年出生，送医院我还得先请假，因为我的劳教还没有解除；国庆的时候，我被限制自由，不得出家门，因为“这不是你们的国庆！是我们的国庆！”我从来没跳过“忠字舞”，那简直是宗教仪式。我看着他们“破四旧”，把好好的书、字画、文物，统统烧掉砸掉，多少好东西啊！那不是“焚书坑儒”吗？

　　那时候的苦恼，就是如何尽可能地不考虑问题，封锁自己的思想。言为心声，祸从口出。这个苦恼之下的最大苦恼，就是国家将往何处去？在混乱的大破坏中，国运堪忧。

　　那真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年代，一个发疯的年代。

　　“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不能批判”

　　1971年高校恢复招生，我终于又可以出来教学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和运动还在继续，每次我都逃不掉，什么“反围剿反复辟”喽、“反对业务挂帅”喽……到1975年，我已经是南大哲学系的副主任了，业务挂帅就业务挂帅吧，毕竟作为一个高校教师，我站回讲台了。

　　那时候最震动的一件事——林彪突然爆炸了！

　　气氛神秘又紧张，当晚全校党员开会，还得凭票、排队进场，从来没有过的！什么事情这么要紧？进场听到的第一句话：“出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了！”

　　我当时就在心里说，“不但林彪完蛋了，‘文革’也要完蛋了。”肯定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是吗？林彪是什么人？党章里规定的“接班人”！——可笑不可笑？在党章里规定下一届的党中央书记，只有封建王朝才用诏书封王子王储呢。

　　1976年，整整30年前的这一年，出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受到批判；否定并清查“南京事件”、“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又是雪上加霜；接着，朱德去世、毛主席去世；“四人帮”倒台……历史开始走向转折点。

　　得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我跟一群相投的老师在家里摆了一席，吃螃蟹，好好地喝了几盅！我兴奋地意识到，这是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分水岭。10月全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人民日报》大幅刊登了我的发言。接着，江苏全省在五台山召开万人大会，反对“四人帮”，我又是第一个站起来发言。

　　我很快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在南大的学报上，如《评张春桥〈论反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马克思主义科学》、《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等。我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也冒了不小的风险，比如，从北京传来消息，“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不能批判，因为他们的文章是毛主席圈阅过的”。

　　当时我比较天真，以为拨乱反正可以顺利进行了，没想到来了“两个凡是”，气氛又一下子沉重了。小平同志被再次批判，我在学校也受到了严厉批判，说我充当右倾翻案风的传声筒。我有一种长夜未彻的感觉。1977年3月，我开始考虑写文章批判两个“凡是”。

　　当时我认识到，“两个凡是”是全面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它的实质就是不准为“天安门事件”和其他冤假错案平反，不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了十字路口。要么冲破“两个凡是”，推动全面拨乱反正，建设社会主义；要么坚持“两个凡是”，维护“文革”，那么中国将继续受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批判“两个凡是”风险很大。“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代表了中央主要负责人观点，公开批判几乎不可能。“两个凡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面貌出现，反对它会被人扣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这是“文革”“公安六条”中最大的罪名，张志新、遇罗克就是被这种罪名剥夺了生命。

　　正面批判“两个凡是”很困难，不能简单地批它，必须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观点和它对立。守住马克思主义阵地，人家就驳不倒你。我给“两个凡是”找了个替身，那就是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批林彪你总没话说吧？而林彪“天才论”的基本特征，跟“两个凡是”是一致的，都是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其根本观念是毛泽东跟普通人不同，他的观点、政策不需要通过实践检验。

　　我还加上了第二个论点：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是始终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他们如果发现实践证明自己理论错了，就立刻改正。巴黎公社的实践使马、恩修改和提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夺取政权理论，就是一个例子。马、恩并不认为他们的话句句是真理，他们也会犯错误。这个论点也是当时某些中央负责人最忌讳的，说我“砍旗”。

　　6月下旬我妻子患病，住院开刀切除肿瘤，我天天在医院陪护，只能在走廊上过夜。天气热，又有蚊子，睡不着，就在走廊里搁一条凳子，把书一批批带到医院，在廊灯下蹲着，趴在凳子上把马、恩关于实践的理论论述找出来，找了上百条，仔细阅读、排列，写出2000多字的提纲。到9月，8000多字的稿子出炉，我寄给了曾向我约稿的《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当时我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稿子寄出去，我心里也没有底。我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一去4个月没发表，这中间我按《光明日报》的要求修改了几次稿件，“减掉一些锋芒”。到了1978年1月14号，《光明日报》打算在哲学版刊发这篇文章。当时的10份清样至今还保存在《光明日报》的档案室里，现在他们都开玩笑说那是他们的“镇社之宝”。

　　结果还是没发成。《光明日报》新任主编杨西光看了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1978年4月，我，杨西光，王强华，还有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吴江，共同参与了讨论修改。当时杨的观点是，文章还要增加针对性和战斗力。杨西光跟我说，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审阅后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次日再由《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杨西光还跟我商量，文章要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时根本没有名利观念，只有风险观念，只求文章能够起到该起的作用，个人不要因此受到打击。哪里想过出名？只求不要坐牢。

　　催生这样一篇文章的乱世再也不要有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登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有的说这是“春风第一枝”，也有的说我“砍旗”。但当时，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已经复出工作，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果然，小平在1978年6月2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来个思想大解放。没有他这次讲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开展不起来。

　　当时我和妻子在厨房做饭，全家都非常高兴。妻子说：“这下我们又一次解放了。”对于我个人，这是第三次解放：建国一次，“文革”初一次，这是第三次。

　　最近我在看满妹写的回忆耀邦同志的书。这篇文章出炉的背后，有着那么深刻和复杂的背景。我不知道最后标题中的“唯一”二字，到底是胡耀邦同志修改的，还是杨西光或孙长江修改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的同志参与修改，并做了大量的工作，文章的质量确实有所提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文章，它里面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是合作的产物。如果没有这些层次，仅靠一个人和一篇文章，不会对历史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一直有很多人争论，我始终没有出来发言。对我来说，最欣慰的是文章已经起到了它应该起的作用，它属于谁，谁改过它，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一直保留着1977年我最初的手稿，和6份《光明日报》的清样，它们胜过一切雄辩。

　　我这一生也因为这篇文章起了很大的改变，做梦都没想到的改变。1979年春天，胡耀邦同志要我到中央工作，组织部调令都下了，可我始终想呆在校园。后来省里限期上任，我写了封意愿书，提了6条理由，表示愿意留在南大。在省委宣传部一再催促下，我去宣传部当了常务副部长。从内心来说，我希望一直呆在学校，做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你现在看到的我，大概是南大的一个退休老博导吧。

　　这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篇文章，我此生再写不出同样高度的论文了，不可能！我也不希望再写这样一篇文章！它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催生这样一篇文章的乱世再也不要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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