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他城鞭炮解禁，珍惜我们的地域文化

　　王则柯

　　今年开始，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对燃放鞭炮“禁改限”。以北京为例，除若干禁放小区域外，从除夕到元宵，白天至深夜都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为什么要“禁改限”呢？道理是:“烟花爆竹是传统春节民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放鞭炮过年在百姓心中的分量和民俗中的地位，不是一个安全问题就可以完全抵消的，禁而不止成为法律的尴尬”。当地舆论还把“禁改限”称为是“民俗的胜利”，“民间的胜利”。

　　听到这些消息和相关的讨论，回想当年被越来越响的鞭炮惊吓和被连绵不断的鞭炮疲劳轰炸之烦恼和无奈，笔者感到真是非常庆幸，居住在广州这个地域文化并不认为“烟花爆竹是传统春节民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地方。

　　记得去年媒体曾经有过关于城区禁止燃放鞭炮的法规是否应该废止的讨论，“解禁”的呼声明显处于上风。当时最犀利的文章，大概是上海许纪霖先生的《文化比法律更有尊严》。许文论证春节元宵放鞭炮是中华优秀文化，于是，燃放鞭炮自当顺理成章解禁。这年头，“文化”似乎是一柄高悬的利剑，只要能够论证什么东东是“文化”，站在东东对面的意见，就应该不攻自垮。有人还从保卫历史、传承民俗的“战略高度”，论证必须“解禁”。他们说:“春节的热闹劲每况愈下，我们的青少年正在淡忘我们的习俗，而成为洋节的‘粉丝’，这就需要我们站在战略的高度，着眼于长远来考虑如何传承我们的民俗”。何其沉重、堂皇。

　　但是十年多以来，广州城区禁止燃放鞭炮却做得相当成功，说明城区禁止燃放鞭炮在这里很得人心，顺应这里的文化。可见，各地的地域文化，存在相当的差异，不然很难解释城区禁止燃放鞭炮在广州何以相当成功，因为广州人并不比北京人

　　地域文化存在差异的另一明证，是大前年“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间，广州的市面情况和北京上海杭州香港的市面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以北京为例，本来一向夜晚也交通繁忙并且经常堵塞的大街，“非典”期间却居然看不到多少车辆。科技部部长的电视讲话和笔者在北京的经济学家朋友的谈话，都证实了这一点。全国正式宣布“非典”已经过去以后，笔者在北京近郊许多地方还看到，公路宽阔的支路仍然被村民的土石堵塞，尚未解封。这在广州一带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非典”期间，首都的高等学校封校停课，进出困难；一些机关大部分职员疏散回家，只留少数窗口，整个城市的活动水平大幅度下降。上海、杭州、温州的朋友告诉笔者，他们那里的情况也是这样，市面冷清了许多，学校隔离和居民小区隔离，做得非常彻底，非常成功，居民对于隔离互助表现出少有的自觉性。

　　广州是“非典”的重灾区，“非典”对于广州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同样带来很大影响，具体表现为市民到饭馆就餐少了，卡拉OK这样的娱乐场所也不再热闹。但是在最初的震动以后，广州的社会日常运作，节奏基本依旧，市面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该办事还是办事，该上街还是上街，马路上依然车水马龙，学校没有停课，校园还是开放。

　　在一些地方，人们讲究热闹。这是真的。但是另外一些地方，人们觉得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柔，公众场所越来越安详宁静，节日和喜庆越来越温馨，是心仪的社会进步。这些都是文化现象，谁也不能说别人的就不是文化。所以，在北京等一百多个城市对城区燃放鞭炮解禁或者“禁改限”的时候，广州地区的居民要珍惜难得的社会进步，珍惜自己的地域文化。

　　你有你的地域文化，我有我的地域文化，大家和平共处，也和平竞争，取长补短。我们可以冀望，在兄弟文化的共处和竞争中，培育和发展起更好的文化。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