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是个小媳妇，再怎么打扮，还没法不让十几亿个婆婆挑出几个不是来。春晚要经得起批评。但年年批评春晚拿农民“开涮”（1月30日《新京报》、1月31日《广州日报》），实在有点没劲。
先不说农民身上有没有可以“开涮”的东西，如果非把“开涮”等同于“歧视”，那么，请苛刻的批评家说说，不让“开涮”，还怎么做语言类节目？如果允许语言类节目“
开涮”，现在连犯罪嫌疑人都要予以人文关怀了，再拿谁来“开涮”才合适？
我住的城市，紧靠着农村；我插过队，有几个不错的农民朋友；因为工作关系，还认识不少村干部。就算是民意调查吧，我跟农民朋友聊起过今年的春晚，他们并没有在冯巩演的《跟着媳妇当保姆》和赵本山演的《说事儿》中，感觉到对农民的“歧视”。用他们的话，就算开个玩笑，也是善意的，没什么不好。——只要善意，何妨“开涮”。只是批评家们神经太过敏，动不动拿“歧视”说事，这回以“小资”之心度农民之腹，未免有些矫情。
不“开涮”，不等于就没有不公平。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实际上沦为“二等公民”，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遭遇了普遍的歧视与不公。一般的道德支持，农民向来不缺；但这对改变农民的命运，并没有实际意义。农民社会地位的回复平等，既要依靠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也要依靠社会心态的平和正常。“同命不同价”的法律尴尬，理应严肃对待；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不公平占有，理应尽快改变；就业、创业的不平等门槛，理应坚决拆除；因办理暂住证、整顿市容而针对农民的一切歧视性行政行为，理应得到纠正……至于春晚演个小品，调侃一下穿戴不般配的服装、背诵不应景的古诗、显摆不卖座的书籍，甚至于闹点误会，如新新人类般，支着两个指头，一声声地大喊“耶！”——都只能算是兄弟之间开开玩笑，犯不着大惊小怪。农民朋友告诉我，他们也笑得很开心，一点也没感到有什么歧视和尴尬。
虽然当的是保姆，毕竟走出了农村；虽然配了双白色旅游鞋，毕竟穿上了西服；虽然只会两首古诗，毕竟有了一点墨水；虽然因小心眼、小虚荣出了洋相，毕竟表达了自信与自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进步？整体的农民不正处在这样的进步过程中？就算“开涮”中包含着一些批评，也是正常的。作为被现代文明亏待了的农民，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农民赢得平等的过程，其实也是正视自身缺点并不断加以改正的过程。有什么必要忌讳一点善意的批评呢？要是什么也不让说，维护的只是农民的缺点，这正是一种变相的歧视。要知道，农民没有那么脆弱，批评家也不必那么矫情。明年春晚，会有许多农民和我一样，既想看看冯巩的保姆当得怎么样，还想看看宋丹丹的《月子2》写出了没有。
(作者：慕毅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