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常常以一些数据指标来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比如，在社会统计的平均水平上，如果家庭用于食物方面的支出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所谓“恩格尔系数”)越高，那这个社会就越是“欠发达”。相反，如果家庭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开支比例越高，那么这个社会就越是发达。在所有发达国家的统计中，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开支都不超过家庭收入的10%；但看一看我们的相关指标，高得异乎寻常，甚至将发达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根据最近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共同发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的数据，在中
国农村的家庭中，子女教育所用的开支占了家庭收入的32.6%；而在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个指数分别为25.9%和23.3%.(《中国青年报》2月8日)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在家庭教育支出上表现出一种“超发达现象”。
但这个超高的统计指标并不是超发达的反映，而是中国家庭教育开支负担超重的症状，不会令人欢欣鼓舞，只能值得反省深思。正像这份“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教育花费已经成为中国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先求物质生存，再图精神发展，这似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常识，而“教育花费导致贫穷”似乎是相当违背常识的现象。但熟悉中国社会的人都不难破解这样的反常现象———这是文化倾向与教育制度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异常。
我们有“望子成龙”的文化，我们有让孩子承担改变家族命运的传统。而在这个所谓“知识经济”的时代，在经济上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往往缺乏文凭学历与专业技能训练，他们无力在职业生涯上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竞争，已经无望在自己“这一辈子”彻底改变家庭的经济地位，于是将希望寄托给孩子，指望通过超负荷的教育投资让他们的孩子获得就业竞争力，在社会阶层的流动中“翻身”。父辈“吃得苦中苦”，为的是孩子能“做得人上人”。牺牲当下，投资未来，这就是“教育花费导致贫穷”的秘密。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
我们的文化倾向中，期望由子辈来改变家族社会经济地位的强烈欲望可能会对青少年的人格发展造成某种压力，但就社会公正的意义而言这并没有错，这是打破贫富差别世袭化的正当诉求。任何一个竞争型社会都会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等状况，但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要为公民提供一个尽可能平等的竞争平台(所谓“机会平等”)。而教育机会的平等正是最为重要的社会机会平等。一个中国的家庭以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收入来支付教育开支，而国家的教育投入还不足GDP的二十分之一(在全世界位居下游)，这意味着国家将应该承担的教育机会平等化的职责推卸给了社会、摊派给了每个家庭。我认为，这是“教育花费导致贫穷”
问题值得决策者深思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关于教育公正问题的讨论振聋发聩，对“教育产业化”弊端的批评也已经不绝于耳。但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结构性的和实质性的改变。“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口号在家庭的层面上似乎已经“过度贯彻”了。
“教育兴国”的宏大战略得以落实，需要在社会资源分配的制度安排方面，进行合理公正的改革。
□刘擎(上海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