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式风暴与“死亡数”指标的共性

　　本报首席评论员 孟雷

　　在刚过去的这一周，有两位高级官员成为媒体和社会公众瞩目的中心，一位是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另一位是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

　　潘岳代表国家环保总局在2月7日宣布，即日起对10项总投资约290亿元的违反有关环

保审批程序的建设项目进行查处，对11家布设在江河水边的问题严重企业实施挂牌督办，并对127个分布在全国江河湖海沿岸等环境敏感区附近的、投资约4500亿元的重点化工石化类项目进行环境风险排查。对此，媒体欢呼为又见“环保风暴”。

　　李毅中2月5日表示，安监总局对今年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控制指标，是在2005年实际死亡人数(死亡5986人)的基础上下降3.5%。并将把亿元GDP生产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企业10万从业人员生产事故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四个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省(区、市)。话音刚落，争议声起，因为多数人以往并不知道，每年对各类生产事故也会安排死亡人数的“控制指标”，对这样的指标很反感、不能接受。

　　同在聚光灯下，而褒贬如此不同，是个很值得玩味的现象。因为，他们和他们的部门以及这次各自的行政行为，实际上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

　　作为高级干部，潘、李两位共同点很多，比如敢于直言、工作大胆——潘岳在去年年初牵头发起了第一次“环保风暴”，一度叫停了包括三峡电站部分工程在内的一大批建设工程；李毅中在去年牵头关停违规矿井、彻查“官煤腐败”中，东奔西走劳苦功高，有人还编了他的“狠话录”，比如“腐败不除，矿无宁日！”

　　但是，比照两位所代表的机构，其共同点更多。比如，都是机构“升格”未久，不是行业主管部门但负有监管责任，分管领域本身条块分割严重、机构叠床架屋，工作环境严峻、执法阻力巨大，更重要的是分管领域的事故都是层出不穷。

　　那么，作为这次各自所受褒贬如此不同的行政行为，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有。就是他们的部门都运行在同一个既定的体制框架内，他们的行为都在遵循着既定的权力行使模式，丝毫没有“出格”，而且实际上非常的“传统”，只不过各有“要诀”。

　　先看环保。松花江污染、原局长辞职，在上级“举一反三”的要求下，环保总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潘岳承认的发动这次“风暴”的直接动因。大量的易造成、已造成污染的金属制造加工企业、石油冶炼等重

　　但是如果又出了大问题，板子还是会打到环保总局的身上。那么怎么办呢？还是搬出我们的“严打”法宝，这个最传统不过的办法。“从严、从重、从快，集中打击、集中展示、形成‘运动’、造成威慑”，中国曾经搞过3次这样的全国“严打”，用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身上，但也有很多年没有用过了，除了它有明显的“严打”前后量刑尺度不一、轻重不公等弊端外，更因为长期的刑事发案率并不会因为一时的“严打”而下降。用在环保的身上灵不灵呢，恐怕也难说，但它还是直接地端出这个宝贝，一方面当时有效，另一方面这是执法部门的惯性动作，用起来最为熟手。但是，如果不解决根本的体制性问题，比如多头管理、有权就争有责就推，对政绩考核以GDP至上，包括项目建设在内的政府决策不能民主化、法治化、透明化，老实说，再多刮几次“风暴”恐也难以根治污染。

　　再看安全生产。订“指标”本身就是我们的老传统和“特色”，在计划时代，什么不是按照指标来的呢。确定这种指标，既有“革命总是要死人的”这类远因，也有树个警示牌以提醒负责者要搞好安全生产，超过指标就要处理的意思。李毅中局长前几天一直说，要把设立“死亡人数指标”进一步跟媒体讲清，“不是下指标要死多少人，是下指标不能超过这个死亡人数”，这大约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第二个意思。

　　但是我们必须得看到，统计显示2003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4.17(即每开采100万吨煤，有4.17名矿工死亡)，是

　　另外，有这样的计划指标出来，也是因为没有别的有力办法。与环保总局一样，安监总局也不是什么有“硬权力”的部门，但它必须去做这个难事，靠什么呢，就要拿出一个可以由它主导的办法来，能用这个办法去“考核”作为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最直接的法子还是老法子——编制计划指标。只要不超这个5730死亡人数指标，虽然下降比较小，在我是稳步降低，在你是扎实完成。

　　都是新情况老办法，这是不是思路有些相似呢？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无论环保总局让人叫好的“风暴”，还是安监总局让人诟病的“指标”，其背后的共性就在于它们面对困境时，作为假设中的“理性人”都做出了“最优选择”，并不存在公众臆断的谁是“斗士”谁是“保护坏蛋”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