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道歉的不仅是深圳警方

　　本报评论员仲伟志

　　2月9日，在一些著名网站的头条位置，一则与河南人有关的新闻挂了整整一天：经法院主持调解，全国首例地域歧视案结案，被告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向原告、河南籍公民任诚宇、李东照赔礼道歉。

　　2005年3月，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区分局龙新派出所在大街上悬挂出“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横幅。4月，河南籍公民任诚宇和李东照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深圳警方公开赔礼道歉。

　　深圳警方道歉，使正在针对妖魔化河南展开宣传攻势的河南媒体为之一振。但就在同一天，另一则新闻却让河南人刚刚加分的媒体形象大打折扣：在杭州河南籍“奔的”司机集体“出逃”事件一个月后，18名(亦说21名)河南籍“红旗”

　　这两则新闻排比在一起，确是一道质地坚硬的社会风景。对河南人以少估多、以偏概全、腹谤口非，是中国的一个怪现象，也是一个坏现象，几近欺世。对此，许多人心知肚明，但平日里乐此不疲，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制造着这场巨大的全民性欺骗。

　　也有人理直气壮地说，为什么深圳警方不打出“坚决打击山东籍敲诈勒索团伙”的横幅？为什么是河南籍司机而不是四川籍司机？难道河南人就没有应该反思的地方吗？

　　反思是应该的。但应该反思的不仅仅是河南人，正如需要道歉的也不仅是深圳警方。

　　学者朱学勤当年插队河南，求学西安。到西安后，他发现一个城市奇观：半城皆乡音，满目河南人。但河南人再多，在西安还是被歧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大多是灾荒年景的流民以及流民后代。时至今日，朱学勤所说的这种景况，并无多大改变。那些背井离乡到各个城市开出租车的河南司机，那些在地下矿井和地上矿井(建筑业)里打工的河南农民，那些打扫灰尘的河南小保姆，那些抱着小孩卖盗版光盘的河南妇女，其实都与流民无异。

　　历史上，河南地处中原，水患兵炙不断，产权不受保护，又是集散中心，没有更多剩余索取权的农民，往往只注重一次博弈，做一锤子买卖，不注重重复博弈，缺乏声誉机制、惩罚机制，与现代商业精神相去甚远。现在，河南仍是一个1亿人口的农业大省，在牺牲农村保城市的二元体制下，河南作出了巨大牺牲。当铁路枢纽把他们带到全国各地，他们又发现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往往就会铤而走险。

　　据警方介绍，一些“敲诈勒索团伙”的大部分成员，一年到头提心吊胆，最终也分不到几个钱，但他们仍然可以获得比较效益，这说明了什么？

　　从国情而论，河南是当今中国的缩写，而河南人，也应该是最典型的中国人。如果我们的身体有一部分正在废去，说明我们身体的其余部分也患有疾病，如果整体意义上的河南人有问题，说明我们每个中国人必有问题。如今，一些地区性群体，一些无恶意的闲人或有恶意的闲人，都在以取笑、羞辱河南百姓为乐。我们是否想过，司机若把车主的车开跑，警察岂不早就抓人了？为什么还要“协商”？这些司机开着自己掏钱买的车，为什么就不是真正的车主呢？但是很多人宁愿相信，这些河南司机是先天性的“强盗思维”。

　　或许很多人需要这种“傲慢与偏见”，需要这“真实的谎言”，需要以丑化别人来遮蔽自己内心的“小”，从而获得一种身份优越感。但一些“社会精英”也参与了这场为河南制造符谶的“运动”，使其逐渐演变成为一次社会心理、社会机制的集体性合谋，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如此开口指责人非，闭门不思己过，株连全体，殃及无辜，大有血统论之遗风，这种迹象，对一个社会的思考能力提出了挑战。

　　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集体委过心态的又一次集中暴露。它打开了一道社会心理开关，唤醒了我们的一种集体记忆。在这种集体记忆里，我们的个人思维具有了无记名性，我们每个人的运动接近物质运动，我们的伦理选择是被动的，我们只有标准化的步伐，却正在丧失着有感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