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想尽快找到合适的工作，用人单位希望尽快招到合适的员工，如果有提供职业介绍服务的中介组织从中“撮合”，一个活跃的劳务市场就这样形成了。在一般的理解中，这应该就是劳务市场的理想状态。然而，本报记者近日在北京月坛、南礼士路等几个自发劳务市场采访时发现，不少外地打工者一到北京，就直奔这几个著名的“非法劳务市场”寻找机会，一些用人单位也习惯于到这几个地方招兵买马。管理部门虽然屡下工夫予以整顿，但这些非法劳务市场仍然忽聚忽散，禁而不绝。
“非法劳务市场”看上去生意兴隆，那些合法的劳务市场情形又是如何？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被问及为何不去正规的职业介绍所登记求职时，一些打工者给出的解释是，“他们说职业介绍所里很多骗人的，正规的介绍所交了钱也得等很长时间”，“我们在这里算是自由恋爱，只要对上眼儿就行。到什么介绍所去又要交钱又要这证那证的，跟包办婚姻似的没谱儿”。一些用人单位也表示，那些正规职业介绍所里基本上找不着他们想要的人。很显然，如果正规职介所的门槛能够低一些，服务再全面一些，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打工者和用人单位被“推”到非法劳务市场上去了。
打工者把在非法劳务市场上与用人单位直接接触看成是“自由恋爱”，不过打工者的求职与用人单位的招工，有时并不像男女恋爱那样简单，因为打工者与用人单位的这种一见钟情式的“自由恋爱”，往往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小的风险，比如用人单位觉得这样招来的人“不保险”，又比如不法分子以招工为幌子实施诈骗、拐卖、强奸等犯罪行为。因此，在打工者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应当有职业介绍所这样的中介组织出面，为双方提供相关服务与保障，满足双方减少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的需要。在一个活跃的劳务市场上，在求职者、用人单位和中介组织三方的关系中，中介组织应当居于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发育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中国，中介职能以前也是不折不扣的政府职能，现在政府职能转变，需要把包括职业介绍、咨询、培训在内的大量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的职能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授权、委托或下放给社会中介组织和机构来管理。具体到职业中介服务，政府需要从以前直接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中介服务，转向对职业介绍所进行审批、管理、监督和检查，政府管好了职业介绍所，也就相当于管好了劳务市场。从这几年的情况看，一些城镇和城市的非法劳务市场之所以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主要就是因为合法劳务市场的相对低迷，因为一些设置在合法劳务市场上的中介组织，尚未很好地承担起从以往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的诸多职能，尚不能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令人信任的服务与保障。
找到了非法劳务市场生意兴隆的原因，也就找到了合法劳务市场应当努力的方向。在当前“职能转型”的过渡期，为维护劳动力市场的秩序，有关部门依法对非法劳务市场进行整顿，是完全必要而且可行的。与此同时，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还应当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与预测，加强对职业介绍所、劳务中介组织等就业服务机构的管理和指导，通过建立信息明确、权利对称的劳务市场，更科学地引导进城务工人员有序流动，从根本上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益。只有坚持城乡就业一盘棋的原则，按照为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提供的就业服务标准，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真正为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才能将他们从非法劳务市场中“解放”出来。
作者：
潘洪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