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我国颁布《行政诉讼法》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受理的“民告官”案件已超过100万件，在已结一审行政案件中，三成原告胜诉。其中大量案件是最近几年发生的。
最高人民法院一名资深法官认为，这种现象说明，老百姓懂得了用法律“治官”，学会了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公民权。
有一点是可以廓清的，那就是近年来“民告官”案件激增，并不意味着当前官民之间积怨陡然攀升。恰恰相反，“民告官”走出了原有行政争议主要依靠“上访”的路径，这预示着公民维权更趋于理性，他们寄望于一条解决纠纷的制度化通道。
近年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民告官”案件，如2002年发生在陕西的“夫妻在家中看黄碟”等，的确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明白“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道理。有些“民告官”案件，甚至直接影响到了有关立法进程。
尽管起到如此效应的“民告官”案件只是少数，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事件，实际上就是利用现有的法律文本，来冲撞现实法律制度的缺陷，来试探法治完善之路。同时，它还能唤醒更多人的权利意识，制造和孕育浓郁的法治氛围，并催生成型的法治政府与有限政府。
著名法学家耶林有一句经典的话：“为权利而斗争不仅是权利者对自己的义务，也是权利者对社会的义务。”所以，我以为，当前，必须正视“民告官”案件激增的现象。因为，这不仅仅是在重视普通公民最基本的自身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自下而上的底层个体公民的权利与民主的诉求，往往具有普适性的意义。
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公民与社会、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政治伦理关系，核心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而作为法治，必须是良法之治，没有良法，就没有真正的法治。所以，当前我们关注“民告官”，不仅仅要看重其本身蕴含的所谓“法律的程序正义”，更重要的是，通过“民告官”事件，我们还看到了“恶法”被废除、修正，取而代之的是以人为本的“良法”。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觉得人们在关注“民告官”的时候，不应仅仅把视角停留在具体的“胜率”上。谁胜谁负并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要的是应该是“民告官”本身的“试法价值”。也只有如此，每一个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只要是法律未禁止的，只要是法律所保护的，才不会被人为地任意损害。而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断地摒弃和摆脱“恶法”的束缚，在法律上给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开辟更多的空间。毕竟，保证公民实现自由、平等和其他权利的制度与程序，本身也是民主的要义。
作者：
单士兵
